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

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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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 146
 

內容簡介

作者在本書中考察了關于歷史和歷史學性質的思想的深刻變化,以及自 19世紀職業歷史學出現以來作為其基礎的基本原則的發展,描述了二戰以後新的社會科學學科如何改變歷史學,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後現代主義思想對歷史學的巨大挑戰,並得出結論︰當代的歷史學正從經典的、宏觀的形式走向微觀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書是新版,增加了題為“21世紀初的回顧 ”的後記,考察了從後現代主義向新的社會科學方法的進展,特別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問題。本書已被譯成十種文字在多個國家出版。

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G.IGGERS),美國歷史學家,原系德裔。國際上公認的思想史和國際比較史學權威。曾任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下屬史學史和史學理論委員會主席。1926年出生。1978年後一直為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著作等身,主要有︰《權力的崇拜》(1958年),《德國的歷史思想︰從赫爾德至今的歷史思想的民族傳統》(1968年、1983年),《歐洲史學新方向》(1973年、1984年),《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1997年、2005年)。編有《列奧波德‧馮‧蘭克︰歷史理論和實踐》(合編,1973年)、《歷史研究國際手冊》(合編,1980年)、《東德社會史歷史的一瞥》(1991年)等。其著作曾被翻譯成中文、德文、丹麥文、意大利文、朝鮮文、日本文等多種譯本。
 

目錄

中譯本增訂版前言
譯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
序言與致謝
緒論
I.早期階段︰歷史學作為一種專業規範的誕生
第一章 作為歷史學研究典型的古典歷史主義
第二章 古典歷史主義的危機
第三章 德國的經濟社會史與歷史社會學的濫觴
第四章 社會史學的美國傳統
II.中期階段︰社會科學的挑戰
第五章 法國︰年鑒派
第六章 批判理論與社會史︰聯邦德國的“歷史社會科學”
第七章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從歷史唯物主義到批判的人類學
III.歷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
第八章 勞倫斯‧斯通與“敘述史學的復興”
第九章 從宏觀史學到微觀史學︰日常生活史
第十章 “轉向語言學”︰歷史學之作為一種學術的終結?
第十一章 20世紀90年代的視角
結束語
附錄 美國與德國歷史思想中的蘭克形象
推薦閱讀書目
中外專有名詞對照
後記 21世紀初的回顧
 

我非常高興,本書在人民共和國即將以中文出版。中國對我的著作感興趣,我也深感榮幸。我最初的文章之一《美國和德國思想中的蘭克形象》在1962年就已經有了中文譯文,後來我得知它的翻譯者就是本書的翻譯者何兆武先生。後來我的《歐洲史學的新方向》(1975)和我與哈羅德‧T‧派克合編的《歷史研究國際手冊》(1979)兩書,均于1989年在北京出版。多年來我和北京大學張芝聯教授有著密切的學術接觸。自從1980年“歷史學的歷史與理論”國際委員會創建以來,他一直是該會一個活躍的成員,也曾是我在布法羅城的客人。齊世榮教授在1982年有6個月作為我系布法羅城的訪問教授,也是我的同事。反過來,我的妻子和我在1984年也有六個半星期在北京師範學院( 今首都師範大學),做他的客人;當時我還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南京大學作過講演。我在布法羅城有過幾個中國學生︰王晴佳成了我的好友,我和他在有關比較歷史學的題目上一直密切合作;邵立新來自北京,他為我寫過一篇關于中國接受尼采的論文;還有周桂楷來自台中,他寫過美國勞工歷史學。我對于中國歷史學家的著作日愈感到興趣,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當代的,盡管不幸的是我不能閱讀中文而必須依靠翻譯。過去五年內,我積極參與了一項《中國文學語比較史學》的國際項目,我期待著在2001年夏季再次訪問中國,屆時我希望能討論此書的題材,並且也能學習到我所考察的當代歐洲和北美的歷史學思想和著作是曾經怎樣引用于中國的問題的。

本書所探討的關鍵問題是後現代主義向嚴謹的歷史學所提出的挑戰。本書是1990年我在費城關于《合理性與歷史》這個題目所作的一次講話的擴充。另外兩位小組討論發言人邁克爾‧穆萊(Michael Murray)和列澤克‧柯拉夫斯基(Lsszek Kolakovski)都認為從事合理性的探討以及客觀性,乃是屬于已告結束的那個近代時期的一種幻覺。穆萊從一種海德格爾式的立場出發,宣稱啟蒙運動的事業及其對于某一種主義的真實性的信念——它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並且在某種限度之內是被人類的智慧所塑造的,是為人間的和人道的目的而服務的——已經破產了。柯拉可夫斯基在博覽開始他的思想工作時,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者,也抱有這種幻滅感;但是他力圖以回歸到宗教性——它先行于並且繼續著自從希臘的古代以來就塑造了西方思想的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來對一個已經喪失了一切幻念的時代重新建立起穩定性和意義。我在我的講話里是維護一種經過了提煉的啟蒙運動的。我承認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提奧多‧阿多爾諾(Theodor Adorno)所稱之為的“啟蒙運動的辯證法”,那在企圖克服神話和野蠻主義時,卻培養出了新的神話和一種在科學上十分完美的野蠻主義。然而同時我也在維護著為一個適宜于生活的文明世界所必需的那種人道與理性的因素。

這本小書是我在費城所作的那次講話中的思想的發揮,要考慮的是近來各種討論是曾經怎樣地在實際上影響了實踐的歷史學家們的工作,因而本書就取代了我早先在《歐洲史學的新方向》一書中對20世紀史學思想和著作的論述,而不只是對前書的修訂和補充。在過去的二十五年歷,在歷史研究中發生了很多事情。前書對于近代歷史學的討論截止于20世紀70年代的初期,當時對于歷史學作為基于經驗的與分析的社會科學之上的一門高度技術化的學術的可能性,有著很大的信心。“年鑒派”歷史學家們、計量歷史學家們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沿著同一個方向在行動,盡管他們的社會政治觀點不同。他們大家都以自己已經克服了自從蘭克以來歷史學家們把敘事的焦點集中在左右了歷史學的偉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種狹隘的局限性而感到自豪。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變得日愈明顯和自從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所依靠的那些樂觀的假設受到了挑戰,他們對科學、進步和現代性的信仰從20世紀的60年代以後已經極大地動搖了。所有這一切都表現在歷史編纂學的方法上,它從精英們的身上轉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從巨大的非個人的結構轉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種現實的方面,從宏觀歷史轉移到微觀歷史,從社會史轉移到文化史。得沖突的看法也不相同了,這些看法從一種更為非個人的層次出發,而不再僅限于以前的蘭克的勢力均衡或馬克思的階級沖突那種宏偉的概念了。性關系與性能力,成為了歷史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所有這些都包含著新的研究戰略,它更少依賴于產生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而更多依賴于人類學、語言學和符號學。因此本書就必須從以前那部書已告中止的地方入手。但是對新趨勢的考察,也需要格外關注並批判晚近的歷史學所以來的理論前提。比起一部概述來,本書更像是一篇展開了的論文,它比前一部書更加有意識地提出了一種對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易于接受的而同時又是批判的觀點。後現代的思想家們,從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到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于科學合理性的界限及高度評價科學與合理性的地方文明的性質,都曾提出過許多重要的問題。歷史學家在過去的三十年之中已經探索了新的地帶和新的戰略;他們已經改變了過去那種要獻身于嚴謹的研究,如實地重建歷史的初衷。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其意義並不在于歷史學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神的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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