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

總序
序
導言
上編 千年學術研究
第一章 武氏墓地遺存的發掘和初步研究
祠堂的配置與復原
祠堂主人及建造日期
祠堂及東漢墓地結構
第二章 武氏祠研究的歷史回顧
傳統學術
19世紀以來的綜合研究
現代研究
對意義的探尋
考古學的啟示
結論
下編 武梁祠︰宇宙之圖像
第三章 屋頂︰上天征兆
祥瑞形象及圖錄風格
征兆圖像的流行
武粱和征兆圖像
第四章 山牆︰神仙世界
西王母與“陰”…
西王母與昆侖山
西王母︰從神仙到宗教偶像一
偶像之表現︰西王母及其仙境
第五章 牆壁︰人類歷史
牆壁圖像的一般解讀
漢代的史學觀
古帝王和歷史進化
“三綱”與列女、義士
君主與臣民之責
拜謁場景︰君權的表現
歷史學家的自我表現
跋:武梁祠石刻畫像的思想觀念
附錄
一、榜題、圖像志、文本
征兆 古帝王 列女 孝子和義士 忠臣 刺客
二、武梁祠研究年表
三、武氏祠畫像石詳目
四、引用文獻目錄
五、索引

公元151年建立的武梁祠原來矗立于山東東南部嘉祥縣的武梁墓前。祠內三面牆壁和屋頂雕刻著栩栩如生的畫像，包括帶翼的精靈、男女眾人以及祥瑞之類，使這座祠堂遐邇聞名。這些石刻還具有豐富的榜題，它們是祠堂畫像程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祠堂建築規模不大，後牆僅約七尺寬，邊牆的寬度不到五尺，然而它開放的前部和高敞的屋頂使人們可以很方便地進入祠堂上供芹觀賞內部的浮雕圖畫。

由于其藝術價值及畫像的意義，這座祠堂從其誕生之日開始就應該是當地的一座重要建築。但只是在經過了千百年的漫漫歲月以後，宋代金石學家才首次將它錄入圖籍。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些金石學家曾經親自造訪遠離京城的武氏墓地，更可能的情況是他們通過購自古董商人的石刻拓片了解到武氏祠堂的畫像。如果是由工藝嫻熟的拓工所制，這種拓片能夠極其精確地反映石刻畫像及榜題的內容。由于拓片易于攜帶和收藏，對宋代金石家來說，似乎反而沒有必要親自跑到遺址去看原來的刻石。

值得慶幸的是，過了大約六百年，一位名叫黃易的清代學者于1786年重新發現了武氏墓地。當時，持續發作的黃河泛濫已將祠堂之石沖得七零八落，大半埋人土中。黃易發掘出了大量畫像石，而且卓有遠見地建立起一座“保管室”來置放它們。本書首章敘述了這個非同尋常的故事。

根據黃易本人所稱，這個保管室將為從石上拓印畫像提供便利，而這些拓片又將使武氏祠畫像廣為流傳。這兩點他都講對了。古董商將拓本攜往他鄉出售，不單是中國的收藏家，甚至遠在日本、歐洲和美國的中國藝術愛好者也有機會獲得拓片，欣賞和考證武氏祠畫像。這些紙本“文件”便于研究，而且它們似乎具備了自己的生命。原來的石刻反倒鮮被注意，事實上成為制作石板畫的版面，從上面一張張印刷品被無窮無盡地“揭下”。

由于這種境況，雖然武氏祠畫像名揚天下，真正造訪偏離通衢大道的武氏墓地的人卻如鳳毛麟角。在黃易來到此地一百年之後，著名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訪問了該遺址，他或許是來到此地的第一位西方學者。沙畹一共去了武氏祠兩次，第一次在1891年，然後是十六年後的1907年。他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中國北方考古考察》（1913年）隨之成為研究武氏祠的西方學術經典。兩位日本考古學家關野貞（Sekino Tei）和學者大村西崖（Omura Seigai）先後于1907年訪問了該地，並出版了研究這個主題的重要日語專著。

巫鴻把為本書寫序的榮譽給予了我，因為我作為一長串武氏墓地的造訪者之一，也隨後出版了研究這個專題的文章。大約是關野貞來此地的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我在1934年訪問了該遺址，隨後于1941年發表了《武梁祠》一文。

距那次難忘的旅程已經有五十五年了。那時我唯一的準備工作是坐在北京（那時叫北平）的家中，連續個把小時地做一件自我陶醉的工作——復原我所喜愛的武氏祠拓片。那時我尚未讀過有關這些祠堂的任何文章，但我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當我最後來到保管室，我驚訝地發現有一些畫像石是三角形的。它們中的一些立于地上，不僅呈三角形狀，而且兩面部刻有畫像——無疑是建築物的元件。很清楚，這些畫像石不僅具有圖像和文學的功能，而且原來是被設計為建築的一部分的。它們究竟來自于什麼建築?作為建築的組成部分它們原來是怎樣配置的?這些問題激發起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在回到美國之後專注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我最終在紙上完成了對武氏祠的復原，將它發表于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這個過程巫鴻在本書中做了描述。在數個世紀以來很多人的貢獻中，我所做的是將眾人的眼光吸引到畫像所處位置的意義上來，而這種意義是與每座祠堂的整體裝飾計劃密切相關的。

現在，在黃易搶救那些散落的畫像石兩百年後，巫鴻在這本書里又為武梁祠建立起一座新的“保管室”，其中置放了他對各種散落的有關武氏祠的資料的搜集結果，以及他對這些資料的創造性發現、推淪和解說。書中包括了從祠堂初建伊始日復一日積累起來的資料，而他那種全方位的呈現和對各種證據的甄別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範本，今後所有對武梁祠的研究都必須從此出發加以發展。此外，他對武梁祠牆壁上圖繪歷史的專門研究促使他深入探究多種早期文獻，啟迪了我們對漢代歷史、文學、哲學及考古的理解。同時，這些研究也啟發他提出自己嶄新的，有洞察力的見解，如對于儒家宇宙觀、武梁本人的圖繪“簽名”以及拜謁圖中心人物身份的確定。所有這些都將使讀者驚異，而且會帶給他們極大啟發。

巫鴻1945年出生于四川，在北京長大。高中時一位飽學的歷史老師願意輔助有興趣的學生學習古典文獻，巫鴻是兩位申請者之一，但另一位不久就退出了。在這位老師的親授之下，巫鴻早年即培養出他同時代人少有的閱讀古典文獻的功底，而這對他未來的研究可說是至關重要。中學畢業後他進入中央美院接受高等教育，主修美術史。“文革”中止了大學的教育，他被送到農村，但他設法攜帶了宋代金石書籍以及其他古典名著去閱讀和背誦。1973年他被分到故宮工作。在那里，這位富于書卷氣的年輕人將生命中的七年時間花在研究藝術晶上，並得益于同事中專家學者的言傳身教。1978年“文革”結束，大學重新招生，他回到中央美院，成為那里的美術史研究生。1980年獲得碩士學位後他得到哈佛大學獎學金而負笈海外，于1987年獲得博士學位。他現在是哈佛大學美術史系教授。他告訴我說這本書是他融合中國傳統學術和西方藝術史方法論的一種嘗試。

費慰梅
1989年寫于馬薩諸塞州之劍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