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將雲暮，在一片殘年急景中寫這篇短序，我內心確有一股抹之不去的歲月匆匆之感，遠非一時所能形容。對我來說，即將面臨的2006年乃生命中新的里程碑：我在1956年搭乘一條商船離開香港，赴美求學，如今回想起來，為時居然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當年我跨越太平洋，在海上足足航行了三周才抵達舊金山。對於一個還未滿十八歲的少年來說，這趟孤獨的旅程的確有點駭人，但也給我不少時間閱讀及思索自己的未來。
在理論上，我知道遠行的終點是紐約州的一所當時學生不過五百五十人的小型大學，我也知道我到那兒去是要研究歷史，後來又增加了英國語言和文學這個雙主修，然而其時我對未來還是有點茫然：選歷史和英國語文為主修，與其說是出自我自己的興趣或眼界，還不如說是奉父母之命和個人的自知之明所致：我沒有數學天分，不用說會對相關科目感到興趣。理工一類，從實用課程如醫學、工程學到理論科學等等，都非我之所長。盡管如此，我老早就知道自己在語言研究上興趣盎然，也樂於接受相關的各種挑戰。說來僥幸，我出生在一個英語和粵語並行的雙語家庭，而上天對我也特別眷顧，我的成長環境雖戰亂不斷，幼年起就得顛沛流離,但同時打下來的外語基礎卻也特別穩固。我的高中生涯在台灣度過,我隨老師念過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到了美國後，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我在堂上又學了法文、德文、古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私底下也因自修而習得一點意大利文。讀語言當時，我萬萬沒有料到這些文法知識和句構演練對我一生會影響重大，回報給我的是將來致力於人文學科的研究時不可或缺的扎實而又嚴謹的基礎訓練。
橫渡太平洋之際，我適巧在船上撿到一本雜志，可能是《時代周刊》。在這本雜志中，我讀到一篇文章，報道一位在美國的名校剛剛竄紅的中國通，或許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Fairbank）。對中國語言和有關中國的材料，報道中這位年輕的中國通顯然駕輕就熟，令我印象深刻。所以記得當時我也曾反躬自省，很想知道自己能否從反方向來從事研究也就是精通西方的人文學科——和這位年輕教授一較長短，甚至超越之。我的反省持續了可能不過幾秒，而且我要待多年後才能了解這次「倉促立志」對我的影響，因為我往後的思想與專業發展都緣此而來。我在舊金山登岸，從那時到1969年3月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完博士學位為止，我在學校正式的課程和訓練，重心都擺在西方語言、文學、哲學與宗教的研究上。
1968年，母校芝大邀我任教。對我而言，這不僅是殊榮，也給我機會進一步發展，而這當中自然會令人快樂，但也是個人志業上的反諷。在我之前，芝大神學院只請過一位東方人任教。學校請我，要我教的原是我專長，亦即古典與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及其在上古與基督宗教之間的回應。不過幾位曾經為我開蒙的院長與同僚也鼓勵我岔開專長，往別的方向發展，而我就在這種情況下，一步步又踅回東方來，中國研究也變成了我的專業領域之一。我在芝加哥大學任教近四十年，這是學校給我為時最久的禮物，非但賜我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求教機緣，也讓我信心大增，重新發現，同時還加強我對所出文化與語言的認識。芝大有位院長的名言是：「興趣之所在，也就是安身立命處。」因此，我早在任教初期，就往中西比較研究的路上走，最後終於因此而獲得長聘，有機會在芝大許多不同科系中擔任教職。數十年的教學生涯，我從同事與學生處學到的，我想遠遠超過我能教給他們的。
各位眼前這本選集的內文寫作的時間，遠者可溯至上個世紀的70年代，近者則是「附錄」所收我在今夏才完成的論文。這些拙作，代表我三十余年來研究的部分心得，而且都還算「得意之作」。我寫這些文章，出發點都是西方所謂「人文學問」（litterae
humaniores）的傳統。在人文學科這方面，西方人的了解有二。其一和符號的數學系統相對。一切自然科學，甚至是社會科學里的經濟學，都是用數學性的符號作為再現的標准表述工具。但人文學科則反是，用的是另一套高度不同的語言符號系統。人文學科的領域里，舉凡音樂、藝術或舞蹈等，事實上依賴的是自成一格的象征網絡。不過人文學科里的論述研究，包括陶藝和圖畫藝術，用的除了語言之外，還是語言，此所以這類領域的學者對所有語言媒介的各種細微末節都甚注意。其次，人文學科里的不同領域及其批評論述，本質上和「自然科學」（德文稱「Naturwissenschaften」）也有所不同。就研究的對象和方法而言，人文學科所屬都源自人類自己的想像和理性推演，此亦所以歐洲人用「人文學科」（法文為「sciences
humaines」，德文稱「Geisteswissen-schaften」）稱呼人文科目。即使是歷史、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及經濟學，也難逃「人文」這個范疇。這些學科都是人類自身建構出來的，所以呈現的本質和物理一類的學科追求的知識統一體迥異。不僅如此，人文學科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反而與人類的實相及其呈現有關。至於人類的實相，林林總總、變化多端，其呈現亦然。「為『人』之道不止於一」，這個觀念乃包括藝術與文學活動在內的學科共同的強調與認定，就算是哲學、宗教、倫理學與政治學的討論，也都得在上述觀念的引導下向前推進。
拙作得以在中國面世，我要感謝三聯書店的協助，我更得感謝的是我的朋友和我一向托付的譯者李奭學博士。若非他高雅而勁猷的文筆之助，拙作可能還難以引介於中國讀者之前。我希望中國讀者可以接納我，就像接納許多在海外的華裔學者一樣。我也希望讀者可以欣賞拙作由內到外的論證方式。比起其他學者來，我的研究方法確實稍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