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瑟爾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學研究

象征主義
W.B.葉芝
保羅‧瓦萊里
T.S.艾略特
馬塞爾‧普魯斯特
詹姆斯‧喬伊斯
格特魯德‧斯泰因
阿克瑟爾與蘭波
附錄一 Three Versions of a Passage from James Joyce’s New Novel
附錄二 關于達達主義的回憶錄（特里斯坦‧查拉）
索引

消逝中的批評工作︰作為“文學記者”的埃德蒙‧威爾遜（代譯序）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這個名字在現今理論風起雲涌的世紀，或未可算是響當當。然而，當我著手翻譯《阿克瑟爾的城堡》（Axel’s Costle）時，得悉者的反應也頗為極端︰一、誰是威爾遜？什麼城堡？沒听說過；二、終于要出版中譯本了嗎？什麼時候完成？記得告訴我。事實上，對于在20世紀60年代經受過嚴格外文系訓練的人而言，威爾遜的名字無人不識，他是與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史丹納（Ceorge steiner）和韋勒克（Ren6 We11ek）等人齊名的名家，文史知識豐富、蒡征博引，更堇要的是飽身上那土點點幾近散失的人文批評精神，既非泛論思潮大勢、將術語推陳出新，亦非執一經典細讀分析，而是把一位位作家、一部部作品與時代暢論相聯系，在這一過程中形成深刻的觀點與主題。威爾遜的評論被公認為有益、有趣、博學、權威，他的名字在一群炙手可熱的文化/文學理論家中漸漸淡出，原因之一是講求體系、精準、抗爭和理論的學術時代的來臨，威爾遜的淵博與權威無論在內容還是意識上都會顯得過時。不過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重讀這部《阿克瑟爾的城堡》，我仍有種難以言喻的清新感覺，其中所體現出的視野與胸襟——討論當代在世作家，支持具有爭議性的作品，探問文學想象本質等宏大問題；行文流麗而不拘小節，好用破折號與分號插句引述，將作家生平逸事與文學分析混而為一；以至作者自身喜好與性情的投人，隨心安排章節的篇幅與重點，都呈現出此間文學批評里難得之痛快。那時有一種職業叫“文學記者”，他們以藝術世界的盜火者自居，走在最新最快的文學前線，為讀者提供各種閱讀的啟悟，真正地推廣了文學。他們不以“記者”身份為忤，不認為復述（paraphrase）和描述作者生平事跡與神聖的批評任務有任何沖突，不急于要自成體系，因為體系即在其中。

生平與作品

威爾遜1895年生于美國新澤西州的紅岸，父親是律師和地方檢察官，遺傳給威爾遜這個家中獨子流利的語文能力，亦使他的整個成長階段都在中上流家庭里度過。然而父親曾患抑郁癥，這亦是威爾遜任情與不羈的性格形成之原因，聲言只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對學究式或故作高深的作品不屑一顧，包括當時大行其道的新批評與現代主義作品。所以許多人因《阿克瑟爾的城堡》興起于30年代而把威爾遜歸類為現代主義人物，其實是個不小的誤會。實際上威爾遜對沉迷于語言技巧的新批評與現代主義不元輕視，他個人的行文風格，不論評論文章還是小說創作，皆盡量簡明流麗。威爾遜廣闊的交游亦令他的評論具有同代人罕有的人情與識見。年輕的他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與“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是同學以及多年的朋友，另外與其他當代作家如帕索斯（Dos Passos）、海明威、康明思（Cummings）、博根（Bogan）、米蕾（Millay）、法瑞爾（Farrell）和納博科夫（Nabokov）也有深厚的交情，因此威爾遜的批評具有穿透作家生活與時代的生命力，非單單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可比。年輕的威爾遜浩淨、體面，大可成為炙手可熱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但他畢竟沒有菲茨杰拉德那樣的成功，因為他從不染指電影劇本等名利雙收的文體，早期只以小說創作為志業，寫過《我想起黛絲》（I Thought of Doisy）、《赫可特回憶錄》（Memoirs of Hecate County）等小說，但都不算成功。美國參戰期間他曾參軍到歐洲，負責包扎士兵傷口。後來他在回憶里認為這是粉碎他一切成為紈褲子弟之念頭的一段經歷。L920年後，威爾遜開始他的記者生涯，先後在《名利場》（Vanity Fair，1920—1921）、《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1926—1931）、《紐約客》（The New Yorker，1944—1948）和《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任編輯。《阿克瑟爾的城堡》中的文章就是在他任職于《新共和》日寸首次發表的。威爾遜憎恨被人稱為評論家，常常強調自己是文學記者。這一方面與他在非學術或非純文學的大眾雜志上發表的事實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對做作和炫學的批評風尚不以為然。說到底，威爾遜認為文學是不可能脫離社會人生的。他的第一本作品《阿克瑟爾的城堡》雖然介紹了許多被認為是現代主義兼且晦澀難懂的作家，但他始終希望文學批評是“觀察人類意念與想象如何被環境模塑的一種歷史”（《阿克瑟爾的城堡》致恩師高斯教授的前言），並認為盡管普魯斯特與喬伊斯的才華一時無兩，但一味走向為藝術而藝術的內省總是死胡同。他期待的作品既要有藝術的深度與精巧，同時亦須面向社會。他曾經對這種文學的來臨充滿希望，並寄望于當時新興的美國文學。事實上，他寫作《阿克瑟爾的城堡》就是要通過引介歐洲文學來打開相對膚淺與狹隘的美國文學的視野。威爾遜心目中的美國文學英雄，就是摯友菲茨杰拉德，可是後者漸漸在好萊塢的聲色中自我吞噬和消亡，于1940年逝世，可以想象這對威爾遜而言是多麼大的打擊。

在完成《阿克瑟爾的城堡》以後，威爾遜通過書信向編輯帕金斯（Maxwell Perkins）說出了他對書中作家復雜的情感與體會︰“我相信，任何以麻醉意志為目的的文學運動終究會阻止文學變成行動，會成為文學最嚴重的弱點，而現在是時候向這個運動反擊了。”部分的反擊成為他下一部作品《到芬蘭車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寫作的緣起。這部作品為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等人的思想提供了全景式的介紹，並將俄國革命與知識分子和歷史的關系清晰地勾勒出來。威爾遜畢竟是文學記者出身，他將以上三位革命思想家看成是“具有政治視野的詩人”，而他們的天才則在于想象的力度，以及所言所寫可以改變當時大眾對歷史與人生的看法。論者對于《到芬蘭車站》一書意見紛紜，不像對《阿克瑟爾的城堡》那樣一致肯定。因為前者作為一部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書籍，似乎太過“有趣”。身為美國人的威爾遜對馬克思主義對歷史轉變所產生的力量顯然十分著迷，在書中敘述了大量動人和戲劇化的故事，以個別作家的生平、心理、經濟狀況、政治取向與歷史觀為焦點，而較少整體地分析理論文本。結果這本書沒有違背他自己的初衷，論者仍不覺得威爾遜是批評家，而他亦得以在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布魯莧斯（Cleanth Brooks）等新批評文論家如日中天之時，別樹一幟。新批評講求文學內部價值，並主張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文學批評法則可以應用于任何作品之上。威爾遜拒絕窄化他的批評方法，並強烈推崇19世紀法圉作家勒南（Ernest Renan）與丹納（Hippolyte Taine）的貢獻，把文學批評看成分析廣泛的人類生活目的與命運的載體。換言之，在威爾遜眼中，針對不同的時代、作家與作品，就有不同的方法與評價準則，沒有一套適用于任何作品的所謂科學方法。

威爾遜的作品所涉範圍廣泛，包括小說創作如《我想起黛絲》（1929）、短篇文評選集《傷口與弓》（The Wound and the Bow，1941）、游記《死海手卷》（The Scrolls from the Dead Sea，1955），以至于長達八百多頁的美圓內戰時期文學研究《愛國者之血》（Patriotic Gore，1962），以及爭議性十足的MLA的成果》（The Fruits of the MLA），批評學術界炫學賣弄的風尚對美圖作家的成就毫無幫助。此外，威爾遜亦自行將散文與評論結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燈火的彼岸︰幻至30年代的文學紀事》（The Shores of Light:A Literary Chronicle of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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