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第二輯)

文章摘錄：

世俗化：儒學當代發展的基本路向

蔣國保

我以為儒學唯有普世化才有可能在當代復興。由於當代社會是一個高度世俗化的社會，所以儒學能否普世化又取決於它能否世俗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一直主張儒學唯有走世俗化的發展道路才能謀得持續而健康的發展。因此，我連續發表了幾篇論文①，對現代新儒家有關如何實現儒學現代化的主張提出質疑，希望促進這個問題的深入討論。本文依然是闡述這一主張，但它側重討論的僅僅限於兩個問題，即對現代新儒家所謂「草根儒學」以及「儒學的宗教性」究竟應該如何把握。之所以要進一步討論這兩個問題，是因為在我們看來：他們提出「草根儒學」在取向上無異於拒斥儒學世俗化，而他們論證「儒學的宗教性」，其實就是提倡循神聖化路向發展儒學，反對循世俗化的路向以發展儒學。

一

原始儒學本是世俗的學問，以關注人的世俗生活為宗旨。但自從董仲舒將儒學神秘化以後，儒學開始轉變其世俗取向，走上了追求精神神聖化、精神貴族化的發展道路。這種發展道路所造成的最嚴重的惡果，就是使儒學越來越背離普通民眾的世俗情感、世俗欲望與世俗追求，變成了桎梏人的世俗生活的精神枷鎖。戴震當年批評宋明道學「以理殺人」②，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呼吁他以後的儒家正視這個問題，以使儒學發展回歸原始儒學所堅持的世俗取向。可戴震以後的儒家對戴震的尖銳批評置若罔聞，非但不願意改變精神貴族化的儒學發展方向，而且在近現代的文化背景下沿著精神貴族化的發展方向將儒學推向了生存困境，終於導致現代民眾在情感上疏離、冷漠與拒斥儒學。現代新儒家既然是一個以謀求儒學現代化為使命的思想學派，則他們在推進儒學現代復興運動時，理應首先考慮如何克服儒學的這一現代生存困境，使得儒學真正重新變成普通民眾樂意接受的「生命的學問」。

但事實表明，盡管現代新儒家為實現儒學現代化作出了種種設想，然而沒有一種設想是基於這一思考得出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有必要對現代新儒家復興儒學的設想作扼要的介紹。儒學復興思潮的出現，是對「五四」徹底反傳統運動的反動，希望在儒學遭到激烈批判的背景下重新樹立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精神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正面積極地回應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激烈沖擊與消解。儒學現代化正是為這一目的的實現所必然提出的問題。可當現代新儒家順應歷史呼喚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們不但認定儒學的前途在於儒學能否實現現代化，而且堅信儒學有實現現代化的現實可能性，因而他們覺得自己所要做的事不是重在證明儒學何以能實現現代化，而是重在說明儒學怎樣實現現代化。怎樣實現儒學現代化這一思考重心，勢必將現代新儒家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都引向對設計儒學現代化途徑的關注，從而提出不同的設想，諸如「六藝統攝一切學術」說(馬一浮)、「三路向」說(梁漱溟)、「儒化西洋文化」說(賀麟)、「文化轉型」說(馮友蘭)、「提升生命精神」說(方東美)、「返本開新」說(唐君毅)、「坎陷」說(牟宗三)、「改組」說(劉述先)，等等。具體細致地分析每一種設想之優劣，對本文來說毫無必要，但這里有必要對現代新儒家三代人物的設想作大致的區分：第一代人物是從如何充實儒學的意義上尋找儒學現代化的途徑，第二代人物是從如何克服儒學的困境的意義上尋找儒學現代化的途徑。這兩代人物雖然存在這樣的認識分歧，但他們用以轉化儒學的基本模式卻是相同的，都是希望在不改變中國文化本位的前提下，通過吸收西學、融合中西的途徑以實現儒學的現代轉化，所不同的只是第一代人物比較注重內容，第二代人物比較注重形式。但無論是第一代人物的重內容充實的儒學現代轉化活動，還是第二代人物的重形式架構的儒學現代轉化活動，因為從本質上並沒有改變「中體西用」的思維定式，所以未能導致儒學現代化的明顯成效。這迫使現代新儒家第三代人物不得不改變思路，重新構想儒學現代化的路向。第三代人物想擺脫「中體西用」思維模式的束縛，為儒學現代發展確立新的路向。他們一般不去論證從儒家的道德中如何曲折地析出科學與民主，也不簡單地將儒學論證為能夠化解現代社會道德危機、意義危機的靈丹妙藥，更不會武斷地宣稱唯有儒學代表全人類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卻始終強調：在價值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儒家倫理是解決人類生存價值問題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而儒學的這一作用，並不體現在儒家的某些具體道德規范可以轉化為現代人的行為准則，而是體現在儒家倫理具有普遍道德法則的意義與功能，可以為構建全球倫理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現代新儒家為實現自己復興儒學的理想如此不懈地努力委實令人敬佩，可敬佩之余，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麽經過八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現代新儒家迄今仍未能實現自己的這一理想。在現代新儒家看來，他們所以未能實現自己的這一理想，當然是由於歷史、社會與政治方面等客觀原因造成的，但在我們看來這來必不可以從他們自身找主觀原因。如果就他們自身找原因的話，他們之所以未能實現自己復興儒學的理想，應該說與他們在儒學如何現代化問題上陷入認識上的迷失有密切的關系。

……

P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