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為我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康有為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國外時所寫,百日維新后,康南海開始了「流離異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的考察生活、「其考察着重於各國政治風俗,及其歷史變遷得失、其次則文物古跡」。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國的游歷感觸頓多,回國后寫成《意大利游記》和《法蘭西游記》,即為本書收錄的主要籍章。這些游記文字涉及了很多方面的觀感記錄,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具有極高的價值。

「西洋映像手記」這個系列主要是整理、出版清朝一些官員和知識分子到國外訪問、游歷的日記,這些日記是他們的代表性作品,在當時一經出版即已引起很大反響。

  他們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來選擇、理解異域文化,從多個局部和側面反映了傳統觀念在西方思潮沖擊下的反應和變化。

  他們是借游記之名,討論中國的問題,闡發他們政治改革的思想,要在西洋找到中國將來應當發展的理想,從而造就出一個在體制上和財富上超過西方的新中國。本書根據廣智書局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初版本《歐洲十一國游記》校注。
 

目錄

自序
編首 海程道經記
(一)放南洋至印度海
(二)過亞丁至紅海
(三)蘇彝士河至缽賒
(四)地中海
第一編 意大利游記
(一)先泊巴連的詩往奈波里道中
(二)奈波里
(三)哈喬拉念古城
(四)游邦滓之二千年前古城覽宮室衢道器用服食雕畫
(五)斐蘇斐士火山
(六)奈波里余游及往羅馬道中
(七)羅馬
(八)號稱宇內第一之彼得廟
(九)教皇宮
(十)羅馬最巨之斗獸場
(十一)羅馬最先之紀功坊
(十二)歹布路宮
(十三)奧古士多宮
(十四)羅馬首王羅慕路之宮
(十五)尼羅帝宮(附論羅馬宮室不如中國秦漢時)
(十六)中國不保存古物,不如羅馬
(十七)羅馬古道
(十八)羅馬四百余寺之至精麗者無如保羅廟
(十九)博物院之刻石處
(二十)博物院之藏書畫處
(二十一)公園中畫院
(二十二)加爾西尼宮藏畫處
(二十三)嗌士卑順宮藏畫處
(二十四)邦非利宮藏畫處
(二十五)尼順那院藏最古之刻石
(二十六)巴厘尼宮藏畫處
(二十七)元老院舊址(附論議院之制必發生於西不發生於東)
(二十八)羅馬古跡
(二十九)游王宮
(三十)議院·大學
(三十一)邦非爾宮
(三十二)古跡雜述
(三十三)羅馬沿革得失
(三十四)游加巴羅拉
(三十五)佛羅練士市
(三十六)斐呢士市
(三十七)游美蘭
(三十八)意大利沿革
(三十九)意大利國民政洽
(四十)意大利之俗
(四十一)羅馬之教(附論耶教出於佛)
(四十二)舊說羅馬之辨證
(四十三)羅馬與中國漢世之比較,羅馬不如中國者五
(四十四)論五海三洲之文明源土
第二編 法蘭西游記
(一)巴黎觀感
(二)登鐵塔
(三)游盧華博物院
(四)游欹規味博物院
(五)又游乾那花利博物院
(六)游基遼膩博物院
(七)游古墳
(八)拿破侖紀功坊
(九)拿破侖陵墓
(十)游蠟人院
(十一)杯倫園
(十二)游摩蘇園
(十三)游國家戲園
(十四)游微賒喇舊京路易十四宮
(十五)游威賒利宮
(十六)游微賒喇宮
(十七)游賒華磁廠
(十八)游滿梯乜地利襖祠
(十九)游煙弗列武庫
(二十)巴黎開辟之次第
校注後記
 

形象學(Imagologie)乃是一門以批判的眼光來研究異域情調的學問。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開始了與所謂具有外國情調的異域人的接觸史,並且對這種接觸進行過研究。希臘人認為,只有在跟異域的交往中,藝術才是可能的。人們對異域形象的興趣實際上出於對自我的關懷,對異國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為了對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這里我們拿20世紀初歐洲的中國游記做例子,來看看對異國情調的描述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游記中所謂冷漠、骯臟的中國,所折射出來的實則是游記作者們那「充滿活力的」、「干凈的」祖國,游記雖冠之以「中國」之名,實則是對自我的考察,因為沒有比較和距離是不容易發現問題的,再加上歐洲當時專制的政治,類似的考察在西方國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進行。說到底那些對中國景物和風土的描寫,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對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流行的中國形象和傳統的游記模式所涉及的內容並非中國本身.而是對西方接受異域世界時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19世紀以來,借助於媒體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國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紀那樣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時它又是遠離西方的另一種文明,在以往的諸多世紀中中西雙方並不存在諸多的恩恩怨怨,這樣的一個中國形象正好可以用來充當對西方公眾來講陌生的「他者」,以此來探討西方自身的問題和自我定位,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所以,形象學的奠基人、法國比較文學學者讓一馬麗·卡雷(Jearl-MarieCane)在《〈比較文學〉序言》中將形象學研究定義為「各民族間的、各種游記、想像問的相互詮釋」。是極為恰當的。

中國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的商業民族通過自漢代以來開通的絲綢之路維系著的。隨著物質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傳到了各自的對方。中西之間,特別是中印間出現了諸如法顯、玄奘、真諦(Paramartha)、不空(Amoghavajm)那樣的文化使者,但當時東西間交流的艱辛困苦.若非有堅定的信念是無法忍受的。中國和西方間真正大規模的交流是在其問的交通從絲綢之路的陸路轉向海路之後,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麽危險、那麽辛苦,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以後.中西海路交通逐漸普及,安全系數也更高了之後,才有大規模的知識分子充當中西間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是經海路到達西方世界的。

英國學者雷蒙·道森(Raymond S.Dawson)在《中國變色龍》(The Chinese Chameleon)一書中指出:「歐洲人對中國的觀念在某些時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有趣的是,這些變化與其說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不如說更多地反映了歐洲知識史的進展。因而,構成本書框架的是觀察者的歷史,而不是被觀察對象的歷史。」與我在本文開頭所列舉的20世紀初歐洲的中國游記的例子類似,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游記首先也反映了他們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識。這些知識分子在游記中都是以中國文明為坐標,中國的天干地支紀年為尺度.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來選擇、切割進而理解異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西方人的堅炮利艦將中國人的天朝上邦美夢打得粉碎,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從屈辱中驚醒之後.開始被迫和被動地與西方進行對話。林則徐、魏源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走出」閉關鎖國」的國門,到歐美、日本去游歷.學習和出使,從而親自去接觸和了解西方的社會和文化。面對與大清天朝迥異的社會制度、文化風俗、生活習慣、哲學傳統,這些晚清的知識分子們在進行著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這些游記並非簡單的風物描寫、純粹的地理考察,而是這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受到西方現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尋求富國強民的歷程。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客觀上講,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學東漸的結果,而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識分子,無疑在這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盡管他們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社會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觀點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區別,但他們對西方的觀察和記錄,卻從很多個局部和側面,反映了傳統觀念在西方思潮沖擊下的反應和變化,內容是十分復雜而豐富的。

我們從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世界游記中精選出五本作為《西洋映像手記》叢書中的第一輯,他們之中有作為朝廷官員的知識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變法失敗後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領袖(康有為、梁啟超),也有早年便接觸過西學並幫助傳教士譯過中國典籍的文人(王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人對西方形象的認識大都是夢幻般的,誰都不能具體說出「大秦」、「泰西」的准確位置和內容。莫哈(Jean-Marc Moura)認為:「一個形象最大的創新力,即它的文學性,存在於使其脫離集體描述總和(因而也就是因襲傳統、約定俗成的描述)的距離中」。正是近代的這一批知識分子才建立了在真實觀察基礎之上的對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較全面且真實的西方形象。也正是這第一批走出國門的知識分子記錄了異國形象的游記,使得對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單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國,也包括了中國人看西方的內容。當然,據考證中國人最早到西方並寫下游記的應是康熙年問到過意大利的樊守義所寫的《身見錄》和近期由周振鶴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間到意大利羅馬的郭連成所寫的《西游筆略》。但我們這次未選這兩本,而是從近代知識分子中選了五個人,都是考慮到他們在中國近代文化中的影響。正因為他們在出訪歐洲時心事重重,所以游記中的記載才別有意味,這其中當然包含著對西方的誤讀,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自身文明的重新評價與定位。從比較文學中「接受」(Rezeption)理論上來講,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於它一直有潛力被「誤讀」或被再創造。西方形象在游記中也是一個一再被「誤讀」和再創造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游記作者會利用這有意、無意的「誤讀」來具體闡述自己的政治和學術主張。而這樣的一個「誤讀」乃是當時知識分子階層對西方社會文化整體所做的闡釋。這一源自早期知識分子的對西方「社會集體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後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而實際上由於當時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諸多因素的細微而復雜的影響,異域的風土人情往往只是這些「游客」們的道具而已,他們的真正目的並非在游記本身,而是要借游記之名,闡發他們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實,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間」,而在「改良體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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