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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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北宋中期積弊至深、內憂外患擾攘之際,政治改革的領袖人物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一身任天下之責,推動富國富國強兵為宗旨的變法革新運動。蘇軾說:王安石才識「名高一時,學貫千載」,「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其魄力「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王安石「三不足」的境界,使他成為當時思想界的先進人物,同時也成為脫離了廣大知識階層的人物,加上政治風雲的變幻,傾瀉於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濁水,始自生前,至南宋愈演愈烈,幾近千年而未得滌清。

鄧廣銘先生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始,傾注了巨大心力,歷經半個世紀四寫王安石,體現了一個史學家的時代眼光與嚴謹精神。本書鋪展出頗具特色的熙寧變法改制圖景,凸顯出一個抖落掉污染、誤解和扭曲的政治改變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來的風度和豐采,再現於讀者面前。

鄧廣銘(1907年-1998年),字恭三,中國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曾任復旦大學教授。「文革」後歷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並先後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一、二、三屆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代表性著作有《王安石》、《岳飛傳》、《辛棄疾傳》、《陳龍川傳》、《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中國史綱要·宋遼金史綱要》等。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當國執政以前的王安石
第一節 從童幼到青少年
第二節 進士及第和初入仕途
第三節 王安石願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學」
第四節 王安再到北宋朝廷供職
第二章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革新
第一節 任翰林學士期內的王安石
第二節 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導下變法革新
第三節 王安石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第三章 王安石入參大政時治國安邦的兩大抱負
第一節 向大自然討取財富的為天下理財之法
第二節 王安石吞滅西夏契丹統一中國的戰略設想
第四章 王安石推行新法及其所遇阻力
第一節 有關理財和興農的各種新法
第二節 有關恢復民兵制度和加強軍作戰實力的兩種新法
第五章 王安石對待敵國外患的決策
第一節 全力支持王韶對西蕃諸部的招討
第二節 在契丹統治者兩次制造釁端對的對策
第六章 王安石的兩次罷相
第一節 宋神宗畏天變與王安石的首次罷相
第二節 戰略設想的破滅和王安石的第二次罷相
第三節 略論宋神宗、王安石二人間的關系
第七章 宋神宗的逝世與宋廷政局的大變
第一節 宋神宗的逝世和保守派人物的當政
第二節 章惇就役法問題對司馬光醒俠
第三節 新法全被廢罷
第四節 司馬法、文彥博等人棄地與敵
第八章 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
第一節 這次變法是革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一場激烈斗爭
第二節 為天下理財的成效:發展了生產,扭轉了積貧的局勢
第三節 新法的被推翻不等於新法的失敗
第九章 王安石的暮年和身後
第一節 十年的退休生涯
第二節 身後的冷落
附志
編後
 

我現在剛剛把那本撰寫於70年代的《王安石》的修改工作進行完畢。這次修改的幅度是比較大的。

這次之所以對《王安石》進行大幅度的修改,雖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較重要的原因之一,則是因為,在近十多年內,我一直置身於改革開放的宏觀政治氣氛之中,經歷了思想戰線上的一次撥亂反正的大辯論,更加明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治國、治事、治學、治史的正確導向;而隨時隨地出現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萬千現實事例,更使我受到啟發,加深了對王安石發動於11世紀的變法革新事業的理解和認識。

我當然知道,王安石發動於九百年前的那場變法革新政治運動,是不可能、也不應當與當前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的,也不能把二者進行任何類比和比附。但是,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人體解剖對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我重寫此書的道理也正在於此。我是從現實政治經濟的飛騰活躍的改革場景的體認,得到了啟發,加深了對於王安石變法革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理解和認識,從而產生了要重新改寫《王安石》一書的意念。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1年,我就寫過一本取名為《王安石》的小冊子,開宗明義,我突出地提出了他所主張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三原則,以為這雖是由司馬光、范鎮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發出來的,實際上卻是最真切的對王安石的傳神寫照。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當他到中南海去拜會毛澤東主席時,毛澤東稱贊他說,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歷屆首相全都反華,而田中卻要來與我國恢復邦交正常化,這頗有似於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說,當時的美帝、蘇修正陰謀合力對付中國,必然對田中的訪華不予贊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來華,這又頗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這次的談話傳出之後,人民出版社即來人與我商談,要我把50年代初所寫那本小冊子盡速稍加修改,最好爭取在1972年底即能出書。我卻以為,那本小冊子乃二十多年前所作,要重印,必須作大幅度的修改才行,於是商定於一年之後交稿,我也的確按照預定時間交了稿。但當時全國的學術文化界,卻正上演著「儒法斗爭」和「批林批孔」這兩種鬧劇,當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首先印出了百來本討論稿,送到有關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討論時,所收集到的意見,卻幾乎是眾口一詞:對於「儒法斗爭」和「批林批孔」的反映都很不夠,亦即很缺乏「時代氣息」。責編先生且為此而從上海的報刊上剪來幾篇有關的社論交給我,供我進行修改時參考。為求書稿能夠出版,我自不能傳承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那種精神,而是按照從各處討論會上收集來的意見,把全書做了一番修改。審查通過之後,到1975年5月才得以出版。可是,到「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出版社要重印此書時,提出要我加以刪削和修改的,卻正是以前要我補入的有關儒法斗爭和批林批孔的「富有時代氣息」的那些文句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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