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興諸將，舉世以韓、劉、張、岳並稱，就中忠貞之節，武穆為最；功業之偉，則當推蘄王；劉純謹可稱而勛績稍遜；若張俊則養威避事，附權妒能，較之劉光世雖或稍優，于四人之中要為最下矣。武穆厄于權奸，終且為所鍛煉誣陷以死，然自秦檜身死之後，迄其孫珂吁天辨誣，纂成《金佗（禾卒）編》之時，不唯枉屈盡已獲伸，其經綸志節亦遂炳耀千秋而爭光日月；劉身後則有章穎等人為之傳以布于世，詳述其軍功政績，氣概行誼；其在張俊，亦且有姜夔慕厥大功，惜其細行小節之罕為人知，（石乞）（石乞）然訪問搜采，編為《張循王遺事》一書，以補國史之遺(見樓鑰《攻�集》卷七十一《跋姜堯章所編》)。然明受之變，慷慨赴義以竟成復闢討叛之大業者，韓蘄王也；黃天蕩與金人相持，終使兀術僅以身免，金軍狼狽遁去者，韓蘄王也；大儀鎮重挫金軍，建中興以來之首功者，亦韓蘄王也。則謂南宋立國之基均為蘄王所手奠未為過也。然而除正史之外竟無一人焉鋪敘其性行，網羅其遺事，雖其盛德豐功自足不朽，本無所藉賴乎此，而視彼三人終為寂寞，此則道古者之所常致感而本譜之所由作也。撰述凡例，略志如下︰
一、本譜以輯本《宋會要稿》，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熊克《中興小歷》，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杜大（王圭）《名臣碑傳琬琰集》，李幼武《名臣言行錄》，及《宋朝南渡十將傳》、《宋史》等書為主要取材之所。《系年要錄》博參群書，多所考定，視它書為最詳，故本譜取材于其中亦視它書為尤多。方志、筆記、文集中之涉及韓氏事跡者，亦均旁搜博采，期少遺脫。
一、南宋寧宗朝章穎撰次岳飛、劉、李顯忠、魏勝四人事跡，是為《南渡四將傳》，其自序有雲︰“中興以來，諸大將宣皇威，敵王愾，垂功名于竹帛，紀勛伐于金石，眷遇始終，無遺憾者，獨此四臣，或困于讒奸，或抑于妒嫉，……志不獲伸，目不瞑于地下。跡其規恢次序，實系當時之強弱，關後世之理亂，使不詳記而備載之，則孰知機失于前而患貽于後世哉。”是其書唯以四將為限也。後來刻本乃均益以韓世忠、張俊、虞允文、張子蓋、張宗顏、吳，而改稱《宋朝南渡十將傳》，其中唯《吳玢傳》極疏略，似是屬筆未成之稿，韓世忠、張俊、虞允文、張子蓋、張宗顏五傳則記敘均詳核完贍，取與《宋史》各本傳相核，知史傳即從此出，疑其本為國史中之正傳也。韓傳記建炎二年四月與金人戰于西京事有雲︰‘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距。”此與《系年要錄》及趙雄所撰《墓碑》中“一軍皆斬左右趾以狗”之說全相吻合，《宋史》本傳敘此事之文與《十將傳》全同，獨以“距”為字誤，改而為“懼”，遂與事實大相謬戾。本譜唯以《十將傳》為據，不復引錄史傳。
一、凡各書同記一事而情節互有出入者則遍錄各書之文，依其事之順序而比次之，其得失可得而斷定者，間亦加以考案。若僅有詳略之不同而大體不殊者，則引錄最詳之一書而它書從略。
一、凡一事與他人之行事有涉，非征引不足以明其原委者，則取征于記載較簡之一書，庶梗概可得略見而不至有喧奪之弊。
一、方今士林通病，在束書不觀而好縱談史事。即如創作之文固應與考史之作殊科，然若以“歷史劇”或“歷史小說”為名者，則終以大致不背于史實為是，乃近今所有涉及韓氏或其夫人梁氏之作品，大都肆臆妄為，不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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