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雜志

卷一
（一）曾侯兩次呈遞法國國書情形
（二）英君主接見各國公使
（三）日國開議院情形
（四）英君主接認新加坡領事敕書
（五）郭少宗伯咨英國外部論喀什噶爾事
（六）安南國書式樣
（七）古巴設立領事情形
卷二
（八）公使應酬大概情形
（九）跳舞會
（十）伯理璽天德宴客
（十一）預賀生子
（十二）生子女取證
（十三）生子女命名
（十四）婚姻立約
（十五）英外部訃告公主之喪
（十六）英國為鄰邦制服
（十七）美亞嫁女
（十八）美亞接任
（十九）日國公使慰奠君後
（二十）日君主宴客
（二十一）日君主行養老之禮
（二十二）葉參贊之喪
（二十三）英君主游歷
（二十四）伯里璽天德辭位
（二十五）日國更換宰相
（二十六）開色遇刺
（二十七）俄皇遇刺
卷三
（二十八）英國選兵之法
（二十九）德國議政院
（三十）法國議政院
（三十一）巴黎閱兵
（三十二）英君主閱視兵船
（三十三）日本兵船到英
（三十四）考試劍舞
（三十五）賴賽朴司議開巴納馬河道公會
（三十六）巴黎官學散給獎賞
（三十七）巴黎幼瞽學堂散給獎賞
（三十八）拿破侖第一墳墓
卷四
（三十九）烏里治制炮廠
（四十）阿母司湯制炮廠
（四十一）巴黎印書局
（四十二）布生織呢廠
（四十三）賽勿爾磁器局
（四十四）馬得利農務學堂
（四十五）巴黎電氣燈局
（四十六）葛美爾制鋼鐵廠
（四十七）蟬生玻璃廠
卷五
（四十八）巴黎街道
（四十九）巴黎水溝
（五十）巴黎骨壙
（五十一）西洋園囿
（五十二）巴黎油畫院
（五十三）馬得利油畫院
（五十四）布國圍攻巴黎油畫
（五十五）巴黎倭必納戲館
（五十六）巴黎大會紀略
（五十七）巴黎燈會
（五十八）輕氣球
（五十九）敷倫賽船之戲
（六十）賽馬之戲
（六十一）斗牛之戲
（六十二）溜冰之戲
（六十三）馬戲
（六十四）呂宋賭票局
（六十五）加爾得隴大會
（六十六）耶穌復生日
卷六
（六十七）英國錢幣
（六十八）法國錢幣
（六十九）德國錢幣
（七十）日國錢幣
（七十一）俄國錢幣
（七十二）意國錢幣
（七十三）奧國錢幣
（七十四）歐洲地形考略
（七十五）談天匯志
（七十六）西歷不置閏月
西洋游記
（七十七）西洋游記第一
（七十八）西洋游記第二
（七十九）西洋游記第三
（八十）西洋游記第四
（八十一）西洋游記第五
（八十二）西洋游記第六
（八十三）西洋游記第七
書簡與地志
（八十四）與李勉林觀察書
（八十五）上沈相國書
（八十六）上曾侯書
（八十七）答曾侯書
（八十八）再上曾侯書
（八十九）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
（九十）由亞西亞俄境西路至伊犁等處路程考略
校注後記

形象學（Imagologie）乃是一門以批判的眼光來研究異域情高的學問。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開始了與所謂具有外國情調的異域人的接觸史，並且對這種接觸進行過研究。希臘人認為，只有在跟異域的交往中，藝術才是可能的。人們對異域形象的興趣實際上出於對自我的關懷，對異國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為了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這里我們拿20世紀初歐洲的中國游記做例子，來看看對異國情調的描述究間是怎麽一回事？游記中所謂冷漠，骯臟的中國，所折射出來的實則是游記作者們那「充滿活力的」、「干凈的」祖國，游記雖冠之以「中國」之名，實則是對自我的考察，因為沒有比較和距離是不容易發現問題的，再加上歐洲當時專制的政治，類似的考察在西方國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進行。說到底那些對中國景物和風土的描寫，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對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流行的中國形象和傳統的游記模式所涉及的內容並非中國本身，而是對西方接受異域世界時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19世紀以來，借助於媒體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國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紀那樣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時它又是遠離西方的另一種文明，在以往的諸多世紀中中西雙方並不存在諸多的恩恩怨怨，這樣的一個中國形象正好可以用來充當對西方公眾來講陌生的「他者」，以此來探討西方自身的問題和自我定位，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所以，形象學的奠基人、法國比較文學學者讓-馬麗·卡雷（Jean-Marie Carre）在《比較文學》序言」中將形象學研究定義為「各民族間的、各種游記、想像間的相互詮釋」是極為恰當的。

中國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的商業民族通過自漢代以來開通的絲綢之路維系著的。隨著物質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傳到了各自的對方。中西之間，特別是中印間出現了諸如法顯、玄奘、真諦（Paramartha）、不空（Amoghavajra）那樣的文化使者，但當時東西間交流的艱辛困苦，若非有堅定的信念是無法忍受的。中國和西方間真正大規模的交流是在其間的交通從絲綢之路的陸路轉向海路之後，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麽危險、那麽辛苦，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以後，中西海路交通逐漸普及，安全系數也更高了之後，才有大規模的知識分子充當中西間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是經海路到達西方世界的。

英國學者雷蒙·道森（Raymond S.Dawson）在《中國變色龍》（The Chinese Chameleon）一書中指出：「歐洲人對中國的觀念在某些時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有趣的是，這些變化與其說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不如說更多地反映了歐洲知識史的進展。因而，構成本書框架的是觀察者的歷史，而不是被觀察對象的歷史。」與我在本文開頭所列舉的20世紀初歐洲的中國游記的例子類似，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游記首先也反映了他們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識。這些知識分子在游記中都是以中國文明為坐標，中國的天干地支紀年為尺度，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來選擇、切割進而理解異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西方人的堅炮利艦將中國人的天朝上邦美夢打得粉碎，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從屈辱中驚醒之後，開始被迫和被動地與西方進行對話。林則徐、魏源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走出「閉關鎖國」的國門，到歐美、日本去游歷、學習和出使，從而親自去接觸和了解西方的社會和文化。面對與大清天朝迥異的社會制度、文化風俗、生活習慣、哲學傳統，這些晚清的知識分子們在進行著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這些游記並非簡單的風物描寫、純粹的地理考察，而是這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受到西方現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尋求富國強民的歷程。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客觀上講，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學東漸的結果，而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識分子，無疑在這其中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盡管他們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社會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觀點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區別，但他們對西方的觀察和記錄，卻從很多個局部和側面，反映了傳統觀念在西方思潮沖擊下的反應和變化，內容是十分復雜而豐富的。

我們從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世界游記中精選出五本作為「西洋映像手記」叢書中的第一輯，他們之中有作為朝廷官員的知識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變法失敗後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領袖（康有為、梁啟超），也有早年便接觸過西學並幫助傳教士譯過中國典籍的文人（王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人對西方形象的認識大都是夢幻般的，誰都不能具體說出「大秦」、「泰西」的准確位置和內容。莫哈（Jean-Marc Moura）認為：「一個形象最大的創新力，即它的文學性，存在於使其脫離集體描述總和（因而也就是因襲傳統、約定俗成的描述）的距離中。」正是近代的這一批知識分子才建立在真實觀察基礎之上的對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較全面且真實的西方形象。也正是這第一批走出國門的知識分子記錄了異國形象的游記，使得對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單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國，也包括了中國人看西方的內容。當然，據考證中國人最早到西方並寫下游記的應是康熙年間到過意大利的樊守義所寫的《身風錄》和近期由周振鶴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間到意大利羅馬的郭連成所寫的《西游筆略》，但我們這次未選這兩本，而是從近代知識分子中選了五個人，都是考慮到他們在中國近代文化中的影響。正因為他們在走訪歐洲時心事重重，所以游記中的記載才別有意味，這其中當然包含着對西方的誤讀，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自身文明的重新評價與誤讀，通訊由此而產生的對自身文明的重新評價與定位。從比較文學中「接受」（Rezeption）理論上來講，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於它一直有潛力被「誤讀」或被再創造。西方形象在游記中也是一個一再被「誤讀」和再創造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游記作者會利用這有意、無意的「誤讀」來具體闡述自己的政治和學術主張。而這樣的一個「誤讀」乃是當時知識分子階層對西方社會文化整體所做的闡釋。這一源自早期知識分子的對西方的「社會集體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后都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而實際上由於當時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諸多因素的細微而復雜的影響，異域的風土人情往往只是這些「游客」們的道具而已，他們的真正目的並非在游記本身，而是要借游記之名，闡發他們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實，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間」，而在「改良體制」也。

康有為在他的游記中就明信：「考政治，乃吾之專業也。」他的目的顯然不在西洋的古跡名勝之間，而是要在西洋找到中國將來應當發展的理想，從而造就出一個在體制上和財富上超過西方的新中國：「欲鑄新中國，遙思過大秦」。康氏的乖梁啟超也不例外，這從他對《新大陸游記》中的「風景記述，悉於刪去」的做法也可略見一斑。他們表面上在寫游記，寫外國的東西，實際上在是借題發揮，討論中國的問題。這不禁使人想到南宋大慧宗杲普覺禪師（1089-1163）的一句話：

無著雲：曾見郭象注庄子，識者雲：卻是庄子注郭象。

傳統的學問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國儒家的文化傳統更是重視文字，強調「文以載道」——以文字傳承歷史。但以希臘、羅馬文化為源頭的西方文化傳統同樣重視「以圖載道」——用圖像等造型藝術來記載歷史，聖經的故事和重大的歷史事件往往都用繪畫的形式記錄了下來。從這個角度來看，史料的范圍絕不應僅僅局限於文字資料，圖像中蘊含的歷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特別為這套叢書甄選了一百多幅游記所處時代的西方著名銅版畫家的作品，以期不僅通過文字，更借助於這些難得的圖像資料，來研究這段歷史，相得益彰。希望讀者在將游記同這些圖像資料參照研讀時，能發現更多有意義的新信息，而這些新信息是單靠文字所無法傳遞的。

如此看來，清末這批學人的歐美游記的意義就非同一般了，正如孟華所指出的那樣。

於是我們就會發現，游記的作者往往扮演了雙重角色：他們既是社會集體想像物的建構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體想像的制約，因而他們筆下的異國形象也就成為了集體想像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學中的游記研究實際上必須繞經一個民族的思想史、心態史。這在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時，尤顯重要：近現代是中國人對世界的觀念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而在這種變化中，對外部世界，對異國及異國人的認知和看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即下坊間對有關西方看中國的書籍（特別是傳教士的游記、札記類）的研究著作越出越多，而對中國人對西方的撰述（我眼中的他者形象）的關心顯然不夠。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引進學界對后者研究的興趣，同時也希望這套圖文並茂的文化叢書，能為讀者提供一個理解當時世界和當時中國思想發展的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