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體驗來得很強烈，以至於時間在那一刻好像完全停頓了。時光在繼續流淌着，雖然我們的生活又重歸原來的軌跡，但是這些強烈的感受依然那麼鮮活並將永遠縈繞着我們。
17年前，我最小的孩子受了重傷，幾乎危在旦夕。之前我就講過這個故事，但我對它的理解一直存不斷變化、深化。
這種理解的變化同樣適合於我這些年來所講述的關於環保的故事。在17年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剛開始寫我的第一本書《瀕臨失衡的地球》，我兒子的事故忽然打亂了我的生活節奏，所以我開始重新思考一切，究竟什麼才是我生活的重心。感謝上帝，我兒子很快就完全康復了。但是在那段苦難時光里，我經歷了兩個變化：一是我發誓要將家庭放在我生活的第一位，二是我發誓要將氣候危機放在我職業生涯的第一位。
遺憾的是，在此期間，時間並未因全球環境惡化而停下腳步。環境破壞在一步步加劇，采取應對措施的需求也隨之越來越緊迫。
目前氣候危機最基本的框架和當年相比並沒有多少本質的改變。人類文明和地球之間的關系完全被一系列岡素所共同改變。這些凶素包括人口爆炸、科技革命，以及一種忽視今日行為對未來影響的做法。潛在的事實就是我們和地球的生態系統發生了沖突，結果其中最脆弱的部分崩潰了。
這些年來，我加深了對氣候危機問題的了解。世界頂級科學家們已經向我們發出了越來越嚴峻的警告。我閱讀了他們的書，聆聽了他們的演講。隨着危機以驚人的速度不斷惡化，我越來越重視、越來越關注這個問題。
無淪在陸地還是在海洋，無論冰川融化還是雪山消亡，無論熱浪襲來還是干旱入侵，無論在颶風的風眼里還是災民的淚水中——無論地球的哪個角落，都已經留下了累積如山、不可否認的證據，說明自然周期發生了巨變。
我了解到，除了死亡和稅收之外，至少還有一件不可辯駁的事實：那就是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效應導致了氣候變暖，而且這種現象還在迅速加劇，變得越來越危險，以至於成為全球性的現象。
在過去14年中，我在生活的磨礪中學到了很多。我們的孩子都成長了，我們的兩個大女兒都已經結婚，蒂帕和我有了兩個外孫。我的父母以及蒂帕的母親都離開了人世。
1992年,《瀕臨失衡的地球》出版了。我競選上了副總統一職，一干就是八年。作為克林頓-戈爾政府的成員，我有機會得以采取一系列新政來應對氣候危機。
那時候，我親身體會到國會如何抵制我們推動他們做的變革，我失望地看到，自從共和黨及其咄咄逼人的新任保守領導人於1994年主導國會之后，反對之聲越來越激烈了。
我組織並參與舉辦了不少活動來增強公民對氣候危機的意識，爭取他們的支持。近幾十年來，我也從中汲取了不少關於美國「民主對話」性質和質量的教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娛樂的價值觀改變了我們所謂的新聞，獨立的個體聲音被公眾言論排除在外。
1997年．我協助在日本京都舉行的會談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此次，全世界共同起草了一個奠基式的議定書來控制全球溫室效應。但是當我回到美國時，卻為爭取參議院對該議定書的支持而陷入了一場不斷升級的斗爭。
2000年．我競選總統。那是一次漫長而艱難的戰役，最終以最高法院4比5的判決，結束了在關鍵選區佛羅里達州的計票。這對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接着，我目睹了喬治·W·布什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在當任的第一周他就違背了在競選中作出的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諾。而正是這一承諾使很多投票者相信布什真心關注全球環境問題。
選舉過后不久，布什-切尼政府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決心，要反對任何控制溫室效應的政策。他們竭盡全力地壓制、削弱，甚至只要有可能就完全廢除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他們甚至拋棄了布什競選期間有關全球變暖問題的承諾，宣稱在總統看來全球變暖根本就不是個問題。隨着新上任政府逐漸起步，我必須決定白自己該做些什麼。畢竟，我沒有工作了。這段時光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也得到了重新開始的機會，退后一步來思考我怎麼規划利用自己的時間與精力。
我開始在田納西州的兩所大學里任教，並和妻子蒂帕一起撰寫了關於美國家庭的兩本書。我們搬到了納什維爾，在離我們地處迦太基的農庄不到一小時車程的地方購置了一棟房子。我步入了商界，並且開始經營兩個新公司。我成為兩個頗有名氣的高科技公司的顧問。
我對這些新嘗試感到非常興奮，慶幸自己能在找到謀生手段的同時讓世界往正確的方向有所發展。我和合伙人喬爾·海厄特建立了「潮流電視台」。這是一個專為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設計的有線衛星網絡，其運作的基本理念在當今社會很具有革命性，即觀眾自己可以制作節目，並且在過程中參與美國民主公眾論壇。我和合伙人大衛·布拉德開了一家可持續投資管理公司，以此證明環境等可持續性因素能夠完全整合到主流的投資流程，並且能給客戶帶來利潤。起初，我計划再次競選總統，但是在過去幾年，我發現了其他為大眾服務的方式，而且我很喜歡這些方式。
我也決定繼續作關於公共政策的演講，並且就像我在人生的每個十字路口所決定的那樣，把全球環境問題當成我關注的焦點。
從我在位於田納西州的家庭牧場度過一個個童年暑假起，當我從父親那里學到如何關愛土地，我就對保護環境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的成長過程，有一半時間在城市，一半時間在農村。而我最喜歡的是在農庄里生活的時光。自從母親給我和姐姐讀了蕾切爾·卡遜所著的《寂靜的春天》，特別是當我第一次從我的大學教授羅傑·雷維爾那里得知全球變暖的觀點后，我一直試圖加深我對於人類對自然影響的了解。而且在我為大眾服務期間，我一直試圖實施能夠改善並最終消除這種有害影響的政策。
在克林頓-戈爾當政期間，我們在環保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雖然，由於充滿敵意的共和黨國會阻撓，我們缺少支持。政權移交之后，我注意到我們過去取得的進展幾乎完全付之一炬。
2000年競選之后，我所做出的決策之，就是要再次開始我關於全球變暖的幻燈片展示。在撰寫《瀕臨失衡的地球》一書時，我首次做了幻燈片展示．這些年來，我一直不斷擴充完善其內容直至令人信服人類活動是造成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凶，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動，地球將遭受不可逆轉的損害。
過去的6年中，我一直環游世界各地，將我所整理的資料與願意聽我述說的人分享。我到過大學，到過小城鎮，到過大城市，我開始感到自己在改變人們的思想，雖然進程很緩慢。
2005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在洛杉磯演講。之后．有幾個人走過來建議我制作一部關於全球變暖的電影。這些特殊的聽眾包括一些娛樂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環保者勞瑞·大衛以及電影制片人勞倫斯·班德，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建議是認真的。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幻燈片該如何轉換成電影。他們再次約我見面，並把我介紹給了合股電影制片公司的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傑夫·斯科爾，他願意出資贊助電影拍攝。他們還將我介紹給了一位極有天賦的電影人大衛·古根海姆，他願意擔當這部電影的導演。之后，斯科特·伯恩斯加入了制片團隊，萊絲莉·齊考特成為合伙制片人，她全權負責一一切具體事務。
我最初擔心將幻燈片轉成電影會因其娛樂性而失去科普的意義。但是我和這支出色的團隊交流得越深入．我就越發感到他們和我的目標是這麼的一致，我也就越發堅信拍一部電影的重要性。如果我想盡快地接觸到更多的聽眾，而不單靠整晚對着幾百人做演講．那麼拍成電影就是最好的辦法。這部與本書同名的電影已經拍攝成功了，我為此非常激動。
但事實上，我在這之前就想要寫一本有關氣候危機的書。是我的妻子蒂帕最先提議讓我出一種帶有插圖和地圖的新類型圖書，在書里將我幻燈片里的種種素材和過去幾年我收集到的最新原始資料結合起來，這樣可以使人們更容易接受我想表達的一切。
順便提一句，蒂帕和我將出書和拍電影中所獲得的全部利潤都捐給了一個非營利性質的組織，該絹織致力於影響美國民眾觀念，爭取他們對於應對全球變暖行動的支持。
經過30多年對於氣候危機的不斷了解，我有很多的東西想要和大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