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實的解釋

法學的實用性決定了研究者要面向形而下，這是目前許多法學家的想法。但由於理論研究活動本身的抽象性使得這種努力總顯得有些蒼白。法學家們本想使法學的內容上可着天下可着地，使抽象的理論對社會的解釋具有較強的穿透性，對司法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然而，法學家們在這方面並沒有取得成功，人們對現有的法學多有詰難。從宏觀上來看，我們現在的法學理論多源於西方，復述的大多是西方法學家的智慧，這些針對西方的理論在中國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其普適性出了問題；從微觀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法學研究脫離實踐的抱怨聲在法律事務界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我們這幾年致力於法律方法論的研究，試圖解決這一問題。然而我們也遭遇到相同的難題。我們發現以實用性為主的法律方法論研究，無論向上與向下是同樣的困難。向上困難的地方在於我們的抽象能力很難超越已有的知識與思想，僅僅向西方學習就已使我們相當吃力。況且光學習西方法學還不夠，學習的過程還必須是一個創造性的經歷，還得顯示法學研究的中國化努力。經過一百多年的奮斗我們的法學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我們並沒有使中國法學的主體性得到張揚。所以，關於形而上的研究我們並不能中斷，這也是中國法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這條路徑終究離不開法學家關於研究的形而下努力。為使法學走向形而下，我們極力倡導以司法為中心視角研究法學，試圖通過對中國司法實踐的研究提煉出法律思想。但向下看的研究也決非易事，學術與實務的分裂常常使我們陷入痛苦之中。王伯琦說：「從事學術研究者，對於原則看得特別重，抱持了法律上的原則、不肯輕易遷就事實；從事實務者，對於當前的特殊事件看得特別重，往往抵擋不住事實的壓迫，受了特殊情事中正義感或良心的驅使，寧願遷就事實而破壞原則。」法學家究竟是走向現實還是走進書齋，人們爭論不休。我認為，法學家既要關注豐富多彩的現實，也要潛心於書齋；既要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又要運用理論對現實問題給予充分的解釋。所以，法學家不僅要關心法律問題，而且要關注事實問題，尤其是法律事實。法律事實很可能是理論與實踐的聯結點。

帶着對法學研究對象的苦苦思索，我把楊建軍的博士論文定格於「法律事實的解釋」，試圖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消解理論與實踐的分裂。楊建軍對這篇博士論文的寫作相當投入，歷經三年刻苦鑽研終成正果，今年以優秀成績獲得博士學位，寫作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盡管文中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從整體上看建軍同學是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