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據說,道德之事是不言而喻的。倘若真是如此,有關道德的任何一種言說均是多余的。對一些自明的東西,人們無法借用別的什麽加以解釋,更通俗地說,也無法用動物界的類比進行解釋,我們最終了解灰雁,僅僅是因為我們認識我們自身,並非相反。

對一些不言而喻的東西,人們只能意會,不能言說。正因為如此,維特根斯坦寫道:「顯然,倫理學是無法言說的。」柏拉圖就已經知道,「人們用合乎規范的語句無法說,『善』這個詞意味著什麽,只有依據對這個主題較為慣常的、隨便的言談,如同蠟燭由一束火星點燃後,自身繼續燃燒那樣,密切的共同生活促使在靈魂中突然萌發出那種想法。」(摘自第七封信)

盡管如此,還需一再談及理所當然之事,因為就此經常出現爭執。事實上,理所當然之事從來不會以純形式出現。所有真正的、在一個社會中有效的倫理並非是不言而喻的。它會摻雜一些無知的、排斥的及抑制的痕跡,因而每一種占主導性的倫理均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它僅僅是冒充成主導性的倫理,為其自身惟一的用途而濫用「善」這個詞,把不言而喻的東西當作自我誤解。人們很容易指出,這是錯的,但為了指出這一點,又必須談論不言而喻之事。

盧梭(Rousseau)理解了這種窘境:「倘若他人不把人們引入歧路,作者不認為自己有權教導人們。」教導可在各個層面上進行。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可以嘗試著去追溯那些我們認為是合乎道德的責任、德行、准則及價值的一種共同之源。順著這種根源進入一種系統性的關聯之中,這便是哲學倫理學的傳統做法。在應用層次上,人們可以探討個別問題,如謊言、(保險公司支付的)安葬費、墮胎、戰爭、兵役、性問題及與自然的交往等。到康德為止,哲學家和神學家並不認為探討這些決疑論(Kasuistik)的問題有損於他們的尊嚴。倫理學並不十分有趣,倘若人們還沒有使用空洞的套語,並且對自己的行為固執己見,那麽去探討它,是值得的。

這本小冊子的八個章節探討的不是非比即彼之事,它們界於基礎問題和決疑論之間,處在中間的抽象層次上。當我們與自己自身或與他人考慮我們行為的道德觀時,它們探討一些基本概念,這些概念是大家每天使用到的。本書嘗試在不運用木語、不講授前提的情況下對這些概念展開思考。

此書原本為巴伐利亞洲電台1981年1—2月播送的系列節目的原稿。作者並未改變節目即興創作的特點。作者的願望是稍微接近柏拉圖所談及的那種「常見的親切對話」。柏拉圖所希望的那種效果只能是間接的,人們不可能有意引起這種效果。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哲學倫理學 抑或:善與惡是相對的嗎?
第二章 教育 抑或:快樂原則和現實原則
第三章 教育 抑或:自身利益和價值感
第四章 公正 抑或:我和他人
第五章 信念與責任 抑或:目的使手段神聖化
第六章 個體 抑或:人必須始終憑良心做事?
第七章 無條件 抑或:是什麽促成善行
第八章 鎮定自若 抑或:對我們無法改變之事的態度
 

全部哲學都是語言批判。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實踐哲學的偉大傳統繼承存活於一種對其哲學內涵有所了解的解釋學之中。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卡爾·馬克思

20世紀7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哲學中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動向,我們把它稱作「實踐理性轉向」。所謂「實踐理性轉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學界在經歷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元倫理學階段和後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階段之後,恢復了對於價值的理性基礎、規范的根源和辯護,以及倫理學與本體論的關系這些實踐理性的傳統主題的興趣。無論是在研究的主題、范式、方法方面,還是在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方面,「實踐理性轉向」都可以說是繼「語言學轉向」之後西方哲學發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轉折。這一轉向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語言學轉向」是相對於古代的「存在論轉向」和近代的「認識論轉向」而提出來的,它被公認為20世紀最有代表性的哲學范式轉變。只要我們觀察一下「語言學轉向」興起之前的兩次哲學轉向,就會發現,一種哲學范式的真正確立最終依賴於自身規范基礎的闡明和辯護。古代哲學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論學說,是其目的論倫理學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目的論的倫理學則是占代存在論的規范內涵;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的近代認識論是道德自主性學說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道德自主性則是近代主體性哲學的規范內涵。按照這樣的提問方式,我們很有理由追問,「語言學轉向」的規范內涵是什麽?相應地,所謂「實踐理性轉向」——如果這種「轉向」名符其實的話——的哲學前提和基礎又是什麽?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遭遇了「語言學轉向」與「實踐理性轉向」之間的關系這一貫串20世紀西方哲學的重大問題。

首先,「語言學轉向」對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實踐哲學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邏輯實證主義提出命題或陳述的三分法,把價值判斷放逐到無意義的領域,而元倫理學則把自己的任務局限在對價值詞匯用法的瑣碎研究上,放棄了理性地探討價值分歧和規范基礎的重要使命。50年代以後的「後實證主義」革命沖破了邏輯經驗主義的樊籬,對價值問題的探討持更為寬容的態度,為實踐哲學的復興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是實踐理性轉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義傾向以及此後繼語言哲學而起的心智哲學研究取向,又引發了在規范問題、價值屬性和價值判斷問題上的新一輪的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以及認知主義與非認知主義之爭。直到20世紀末,「語言學轉向」的規范內涵依然是一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例如,在分析哲學的匹茲堡新黑格爾學派內部,是像羅伯特·布蘭登(Robert Brandom)那樣繼續堅持「語言學轉向」,承認擁有信念和意願僅僅是玩一種運用這些詞匯的語言游戲,因而哲學的職責只是闡明我們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實踐,而不是根據外在於這些實踐的規范判斷這些實踐;還是像約翰·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那樣,在堅持不具有概念結構的東西無法證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時,也堅持非判斷的心理事件能夠證明信念的合理性,從而得出「除非知覺現象不同於判斷,否則我們就會失去我們的康德意義上的自由」的結論,這已經成了一場震撼盎格魯一撒克遜哲學界並且波及德語學圈的大爭論。而在新法蘭克福學派的語用學的「真理共識論」,與美國實用主義和法國後現代主義相結合所產生的新實用主義倡導的「語境論」之間的辯論中,又出現了對於民主的規范含義的不同理解:對於真理共識論者來說,民主是基於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識;對於徹底的語境論者來說,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種排他性的團結。諸如此類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對「語言學轉向」究竟要轉向何處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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