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真實論

佛法真實論
定價:192
NT $ 167
  • 作者:陳兵/著
  •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7-04-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801238427
  • ISBN13:9787801238429
  • 裝訂:359頁 / 20 x 14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有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夫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摩」雖然著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於修證。那麽,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
 

目錄

總序
一、《金剛經》宗要釋論
釋經題
說法時機
般若、方便不二為宗無相、無住生心為要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受持解行,果報無量
二、緣起與性起
緣起法則的基本內容
緣起性空與性空緣起
一心緣起說之貫攝
性起與緣起
三、真實論
佛學對真實的界說
佛學對人類認識能力與認識方式的考察
世間極成真實和凡夫名相分別的相對性、局限性、虛妄性
道理極成真實的相對性及理性之極限
絕對真實與解脫之道
四、法印論
三法印
實相印
佛祖心印
五、人無我論
五蘊非我
蘊中、離蘊皆悉無我
假我、真我與輪回涅槃
我執不斷,生死不已
六、《阿含經》及部派佛學的深層心識說
《阿含經》密意說深層心識
部派佛學關於深層心識的探討
七、佛法對人性中根本矛盾的解決
人性的概念及佛學對人性的看法
人性中的矛盾沖突
證自性空,消融矛盾
八、六乘次第論
九、教外劇傳即教內真傳
十、東山法門與南北禪宗
十一、中國佛學的第二位集大成者——永明延壽
十二、楚山紹琦及其在明代禪宗史上的地位
十三、從《禪門鍛煉說》看禪宗的教學法
十四、太虛大師的禪宗觀
十五、蓮池大師對「三教一家」說及儒、道的評判
十六、蓮池大師對邪外迷信的批判
十七、佛教對道教教義的影響
十八、禪宗對宋元道的影響及其現代意義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有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摩』』雖然著重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於修證。那麽,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味」、「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旁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凈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信仰佛教的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凈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殖民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人生佛教」運動,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的高揚都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其中以印順法師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像呂瀲、陳垣、湯用彤等,皆為一代學術大師。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游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於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了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這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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