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補證本

盛巽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圖書館里初次認識他時，他的誠懇、熱情和博學就使我傾倒。以後凡得相遇，常常聽他談天說地，令人神旺。記得前年一起去孫權的故里富陽，去年又一起去拍攝電視劇《三國演義》的外景基地無錫參加學術研討會，一路上就聽他的一口杭州官話說古道今，使人幾無插嘴之機。有之，則往往是我的一些好奇的提問而已。他的一肚皮的掌故和新聞，實在令人贊嘆不已。以我這個孤陋寡聞的人看來，在目下的上海灘上，他是數得上的一個掌故大家了。

說起掌故，有的人只是把它用來茶余飯後消閑而已。當然，一般的掌故，有故事性、傳奇性、趣味性，確實可以令人消暇、悅情。然而，它本身又是一門學問。它一旦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就能顯示出另有一番特別的光彩。而盛巽昌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學術研究的能手。他自六十年代初於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在治太平天國史、兒童文學、譜牒學等諸多領域內都有出色的成績。如今，他將工於掌故與學術研究兩者結合起來，致力於名著《三國演義》圈里，於是就產生了這部別出心裁的「補正」之作。

《三國演義》一書，古人曾將它列為「四大奇書」之首。此書之奇，首先就表現在它是一種歷史與文學的結合。它的成功，使得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形成了一種可與二十四史並駕齊驅的「歷史演義」體小說；而就內容本身而言，則又形成了一種不可小覷的「三國文化」。對於「歷史演義」怎麽看?對於「三國文化」怎麽看?這里都關系到一個如何對待虛與實的問題。本來，《三國演義》一書，據現存最早的蔣大器所作的序說，所記的乃是「以平陽侯相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既注意「事紀其實」，又「留心損益」，是一部「庶幾乎史」而又不是史的有虛有實的「歷史演義」。後來清代的章學誠就說它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面對著這樣一部「虛實錯雜」的作品，假如站在史學家重「實」的立場上，有的人就盲目地贊揚它忠於史實，「羽翼信史而不違」(張尚德《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有的人則指責它「與陳《志》不甚合」，「絕淺陋可嗤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甚至斥責它犯了「虛造事實」之忌而定為小說中之「下等」(解搜《小說話》)。反之，假如站在小說家重「虛」的立場上，則有的人又反過來埋怨《三國演義》「事太實則近腐」，故「俚而無味」(謝肇涮《五雜俎》)。這真是使它左右為難，兩面受責。至於作為一種「三國文化」，它以《三國演義》小說為本體，又經歷代民眾不斷地流傳、豐富、發展和變化，其政治理想、倫理道德、軍事策略、外交手段、宗教思想┅┅對中華民族的大眾心理影響至深。在歷史上不少人曾將它奉為經典，從中吸取行動的准則。如一些農民軍以此為學習戰略戰術的「秘書」；就是清朝入關之先，也是「以翻譯《三國演義》為兵略」(王嵩儒《掌故零拾》)。然同時有的人卻認為《三國演義》所言皆虛妄鄙下，故竭力貶斥「三國文化」的價值和百般阻撓其傳播。雍正間，有人因保舉人才時引孔明不識馬謖事，就被皇帝「責四十，仍枷示」(姚元之《竹葉亭雜記》)。這種傾向，竟也傳到古代的朝鮮。據《朝鮮王朝實錄》宣祖二年(1569)六月載，時《三國演義》剛傳入時，君臣們就認為它所載之事「未見正吏」，「甚多妄誕」，「雜駁無益，甚害義理」。後有名李植(1584—1647)者說，《三國演義》等演史之作，「流傳既久，真假並行」，致使陳壽《三國志》等「為演義所掩，人不復觀」，因此他竟要求「痛禁之，如秦代之禁書可也」(《澤堂別集》)。然而，歷史卻告訴人們的是，《三國演義》一書，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三國文化」猶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來越深入人心。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對於《三國演義》虛實真假問題需要有一個全面、正確的認知。而要獲得全面、正確的認知就關系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要有科學的觀點指導；另一個則是必須對《三國演義》一書的虛實問題作認認真真、確確切切、仔仔細細的梳理和分析。在這里，應該說後者是前者的基礎。然而遺憾的是，從明到清幾百年間，片面極端地埋怨《三國演義》太實太虛者有之，籠而統之地肯定《三國演義》有虛有實者有之，雞零狗碎地指摘《三國演義》或虛或實者也有之，就是沒有一個人對這部名著的虛實問題真正下一番工夫，作一次全面的調查!直到本世紀四十年代後，一些學者比之以前稍具規模地談及《三國演義》的虛實問題。先是有人從三國史事出發，兼及《三國演義》虛實而陸續出現了諸如《三國人物新論》(祝秀俠)、《三國史話》(呂思勉)、《三國群雄之用人及其成功失敗》(曾繁康)等一批著作，接著就有人從《三國演義》著眼，對其中的人物、故事、地名等略作考證，雜以趣談，出現了諸如《三國閑話》(鄭逸梅)、《漫話三國》(史之余)、《(三國演義>縱橫談》(丘振聲)，以及沈伯俊等所編的《三國演義辭典》和校理小說過程中的一些說明。這些論著多多少少地對《三國演義》的虛筆和實事作了耙梳和小考。但總的說來，尚無一書專注於《三國演義》的虛實問題，並加以全面、系統地考究。有之，則當自此《三國演義(補正本)》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