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人類所積累的知識的整體，每一位願意獨立思考的學生都可能問他／她的老師：我憑什麼相信你講授的這一課程所代表的極細小的知識片斷是真確的呢?推而廣之，在我以有限生命追逐無限知識的過程中，我憑什麼相信我所追逐的那一極細小的知識片斷不是虛幻的?如果很不幸地，我畢生閱讀的核心部分事后表明是虛幻的，我的生命意義是否消失?
諸如此類性命攸關的問題，老師們通常不會在所授課程的第一講里披露給學生，他們擔心會壓抑了學生的求知欲望。但是，難道老師們可以不允許學生懷疑他們武斷地講授的那些極細小的知識片斷嗎?難道當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開發學生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嗎?既然如此，我們就不應回避上列的那些問題。
開篇所述的問題，我稱之為「知識的合法性問題」，或者，遵循哲學認識論的傳統，稱之為「知識的定義問題」。柏拉圖曾問：什麼是「知識」?對柏拉圖的這一問，西方學者提供了三種解答：其一，知識是主觀觀念與客觀事實的符合，稱為「符合論」；其二，知識是邏輯自洽的觀念體系，稱為「融洽論」；其三，知識是有根據的確信。這第三種解答其實試圖包容前兩種解答，故稱為「符合一融洽」論。我以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識論，也屬於上列第三種。
根據我的觀察，學生們及其家長們，由其行為所揭示出來的他們對上述的知識合法性問題的解答，可概括為下列三種：其一，凡時髦的知識，就值得學習和信賴。也就是說，他們為他們喜歡學習的知識片斷找到的根據，是社會時尚——因為時髦的知識或許在最近的將來也是可以帶來可觀收益的知識。其二，凡權威認可的，就值得學習和信賴。也就是說，他們為他們喜歡學習的知識片斷找到的根據，是學術權威——因為經過權威認證的知識在未來足夠長遠的時間里產生的回報或許足以抵消學習知識所支付的成本。其三，我覺得這是笛卡爾在《探究真理的指導原則》里最早闡明了的一種知識態度，即「學究天人之際」的態度。根據這一知識態度，沒有什麼知識是長期可信賴的，學習知識的目的僅僅在於全面地開發心智，讓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種解答，我向學生們和他們的家長們推薦的，通常是第二種。因為它比較穩妥，不似第一種那樣浮躁，也不似第三種那樣令人無所適從。換句話說，他們應遵循每一學科的知識共同體長期認可的那些權威認可的標准，凡符合這些標准的知識片斷，就具有可以信賴的知識合法性。
於是，我們在每一門課程里學習的知識，往往是人類最新獲得的知識片斷。但為了求證這些知識片斷的知識合法性，我們應追溯這些最新知識的學術源流，務求確信它們是出自學術權威或可邏輯地追溯至權威們的思想。
學術的主題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與最新獲得的知識相關的，但學術主題的知識合法性卻必須從學術思想史當中求得。我以為，這就是我當初堅持開設一門「經濟學思想史」課程的理由。
我觀察中國和西方各經濟學院系所設的課程，有「經濟學」，有「經濟史」，有「經濟思想史」，有「經濟學說史」，甚至可有熊彼特所論的「經濟分析史」，卻似乎沒有「經濟學思想史」。
對經濟活動的分析與預測，是經濟學的論域。對經濟活動的觀察和記錄，是經濟史的論域。對經濟活動的思考和反省，是經濟思想史的論域。對經濟理論的觀察和記錄，是經濟學說史的論域。對經濟分析方法的觀察和記錄，是經濟分析史的論域。對經濟學的思考和反省，是經濟學思想史的論域。
阿倫特論證過，思想總是事后發生的，它沒有能力預測未來。通常所謂「思想史」的視角，其特征是將研究對象X（一個觀念、一項事件、一位作者）置於X由之發生的那一歷史情境S內，從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關系{S,X}的意義。
經濟學思想史是將思想史方法運用於經濟學，於是這里出現了許多二元關系{{s，X}}，所謂二元關系的集合。
這里收錄的講義，根據我在北京大學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本科生講授經濟學思想史的錄音，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聽課同學整理。在這里，被研究的對象X，可以代表某一經濟學家，或經濟學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經濟學理論。與X對應的歷史情境S，需要根據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選擇。其實，歷史從來就是被選擇和被建構的。我選擇的{{S，X}}，當然也就反映了我的個人偏好。這一講義，也就成為「我的」講義了。
不論如何，其他人的或我的經濟學思想史講義，這些講義的匯總，就是我們這一代學者為經濟學基本概念提供的知識合法性論證。我曾反復修正過經濟學基本概念的清單，現在列出的，或許是最近一次更新的：財富、效用、增長、價值、價格、幸福、正義、自由。
應當感謝參與整理了這套講義的同學們，他們的名字是：
丁建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生）、王維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韋環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劉雲波（北京大學元培實驗班）、劉澤宇（東北師范大學）、張慧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李鑫（中國政法大學）、肖珊珊（北京大學心理系碩士生）、周子堯（北京大學元培實驗班）、易如（北京大學環境學院）、趙賽一（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雙學位）、袁慧詩（北京大學環境學院）、麻劍鋒（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蔣帥（中央財經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