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接受商代甲骨研究的訓練時,從未想到會因研習甲骨而導致深涉中國古文物的收藏與展示的機緣。1968年冬天,因李濟之與屈師萬里兩位教授的推薦,受聘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整理明義士先生收藏的大批甲骨。安大略博物館本是多倫多大學的附屬單位,兼有教學與展示的功能,1968年因擴充編制而成獨立的省屬機構。館藏的文物包括人類所有地區的文明與科學領域的資訊。其中以遠東部的中國文物最為有名,號稱中國地區以外最豐富的十大收藏之一。很多藏品還是獨一無二、連中國都難得見到的。
自己在台灣所受的專業訓練是有關中國學問的,既然在以收藏中國文物著稱的單位服務,自然會變成同事們咨詢的重要對象。為了因應工作的需要,我只得擴充自己求知的領域,除了加強對中國思想、文學、語言等學科原有的訓練外,也自僕考古、藝術、民俗、天文、產業等各方面的知識,以應付博物館的多樣化展覽主題,因此也就不自主地開始深入了解中國文物的必要知識。
在多倫多,我本有博物館與大學的穩定工作,但受到學長曾永義教授“因母系貢獻”的一再郭促,便于1996年應台灣大學中文系之聘,回台來講授中國古代社會、甲骨學、文字學等課程。當時凍沒有開設有關中國文物課程的構想。在一次餐會中,認識了世新大學通識課程的主任趙慶河教授,談及中國文物知識的普及化教學問題,我告以自己曾經在博物館工作,具有二十幾年參與中國文物的收藏與展覽的經驗,在加拿大的洋人社會里也長期從事推廣中國文化的活動。他就問我是否可考慮去世新大學開一門有關中國文物的通識課程,我答以何樂而不為。當時以為只是客套的交談,並未作教學的進一步打算。誰知開學前不久,突然接到電話,說通識課程已經排定,請我準備上課。匆促之間就決定以我的同事們為介紹館藏重要文物所編寫的書,Homeage
to Heaven,Homeage to Earth-Chinese Treasures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多倫多:多倫多大學出版部,1992年)作為講課的主要教材,輔以其他機構的典藏品。如此邊教學邊編寫教材,一年之後,初步的教材就緒,我也就把中國文物概說的課帶到台灣大學去。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展示以主題為主,每個展覽的籌劃都像寫一篇論文。不但展示的整體內容有起承轉合的結構,個別文物的說明,除必要的名稱、功能、質材、年代、制造、裝飾等資訊外,還特別重視文物背後所隱含的生活與社會意義,希望觀眾于參觀後,能對展示的主題有明確的認識,而不是只瀏覽展品美麗的外觀而已。在長期受這種以教育觀眾為展覽目標的主導原則的影響下,我對于文物的認識也常注重其制造時的社會背景,所以講課時,也經常借重我所擅長的中國文字學、中國古代社會學,作綜合性的詮釋與引申。譬如︰在介紹紅山文化的玉豬龍時,就借甲骨文的“(口月)”字談佩帶玉佩以驅避蚊子的可能;介紹大汶口的象牙梳子時,就借用甲骨文的“姬”字談發飾與貴族身份的關系;講到東周的蓮瓣蓋青銅酒壺時,就談蓋子濾酒的特殊設計;介紹唐代的彩繪釉陶婦女騎俑,就談婦女生活解放與自主性的問題;對半坡文化的小口尖底紅陶瓶,就談中外以陶器運輸水酒的習俗;對唐代墓葬的伏羲與女媧絹畫,就談中國的鹿皮與結婚禮俗,以及古代台灣原住民與漢族的關系;借金代觀世音菩薩彩繪木雕,介紹觀音菩薩的傳說與信仰;借宋代太和銘雙龍紐(鋪寸)鐘談宋代慕古風與金人洗劫汴京的史實;利用刻紋木陶拍介紹陶器燒造的科學知識,等等。
大部分同學對這種涉及多學科、整合式的新鮮教學法感到很有興趣。有位在某出版社就職的同學找我談,說她們的總編輯對我講課的內容也有興趣,有意請我將講課的內容寫出來出版。與總編輯面談後,初步決定撰寫一百四十篇,每篇約一千一百字,以一件文物為中心,選取新石器至清代各種不同類型的文物,依教課的模式與精神,談論各種相關的問題。至于書名,因博物館的展覽經常提供導覽服務,導覽員會對較重要的展品作詳細的解說,並申論個人的意見,這與本書撰寫的性質和目的非常接近,故就把書名定為《中華古文物導覽》。每篇文章都是獨立的單元,讀者可以隨意瀏覽,不必從頭讀起。
面談後我就興致勃勃地開始選件與寫作,誰知到了任務快完成時,因故不簽合約,寫作的興致也就此打消,于-W完一百三十一篇後就輟筆不寫了。之後曾把部分文章改寫為六百字的專欄刊在《國語日報》上,但登了四十幾期亦中止了。此次“國家出版社”的林社長向我征求甲骨學方面的稿件,我想何不就此把九篇補足交給該社出版。承林社長不棄,付梓問世。出版在即,欣喜之余,ax~惶懼,學界先進,賜教是幸!
許進雄序于台灣大學
2006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