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1927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

讓「胡適」重返歷史前台（代序）
第一部分 成長年代（1891－1910）
一 「我是安徽徽州人」
二 幼年失怙
三 「我都得到感謝我的慈母」
四 童學書目
五 「先生」
六 「僧道無緣」
七 出山
八 在梅溪學堂跳級
九 思想的胎孕（一）
十 思想的胎孕（二）
十一 「為公學得了個好學生」
十二 墮落時代
十三 「我很挨近榜尾了」
第二部分 負笈北美（1910-1917）
一 路線圖與時間表
二 走向樂觀主義
三 「民有、民治、民享」
四 「小敘事」、「大敘事」
五 「吾對於政治社會事業之興趣」
六 模擬大選中的「激進」與「保守」
七 民權政治的「初步」
八 「天賦人權說之沿革」
九 「第一次訪女生宿舍」
十 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
十一 「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
十二 字句之爭
十三 「以人道之名為不平之鳴」
十四 「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
十五 尼采的「遺毒」
十六 消極和平主久
十七 與韋蓮司談「容忍」
十八 歌德的鎮靜功夫
十九 「愛國癲」
二十 從「不爭」到「積極和平主義」
二十一 舌戰富山接三
二十二 「波士頓游記」中的財產權問題
二十三 「波士頓游記」中的美國獨立戰爭
二十四 危險的「國教」
二十五 「拆房」之喻
二十六 「輿論家」
二十七 「論革命」
二十八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二十九 「理想」的迷途
三十 「美人不及俄人愛自由」？
三十一 導師
三十二 管子的法治 孟子的民權
三十三 自由國度里的非自由一幕
三十四 袁世凱，還是威爾遜
三十五 沁園春·新俄萬歲
三十六 杜威 哥大 博士（一）
三十七 杜威 哥大 博士（二）
三十八 杜威 哥大 博士（三）
第三部分 海歸以後（1917-1927）
一 「如今我們回來了┅┅」
二 1：3的新文化運動格局
三 與汪懋祖、錢玄同書
四 張厚載和林紓
五 反對「最後之因」
六 無聲的義舉及北大教授的收入
七 啟蒙中的聲音
八 「五四」的態度
九 質疑「根本解決」
十 枕上炸彈詩
十一 為周作人「作伐」和北大「某籍某系」
十二 第一次談政治
十三 初試《努力》
十四 輿論家的態度
十五 「在一個共和的國家里，什麽叫做悖主」
十六 聯邦之路（一）
十七 聯邦之路（二）
十八 聯邦之路（三）
十九 「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二十 「為了一個主張而來，為了主張的失敗而去」
二十一 「不過我說的話，我想定然是不合時宜的」（一）
二十二 「不過我說的話，我想定然是不合時宜的」（二）
二十三 「百尺竿頭掉下來」
二十四 「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一）
二十五 「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二）
二十六 1925年11月29日《晨報》奐（一）
二十七 1925年11月29日《晨報》奐（二）
二十八 「女師大風潮」和北大脫離教育部（一）
二十九 「女師大風潮」和北大脫離教育部（二）
三十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
三十一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二）
三十二 兩個人的莫斯科（一）
三十三 兩個人的莫斯科（二）
三十四 兩個人的莫斯科（三）
三十五 兩個人的莫斯科（四）
三十六 兩個人的莫斯科（五）
三十七 「兩個人的莫斯科」附
三十八 「歐游」過了是「漫游」
三十九 1927年的「博士」之迷
四十 對國民黨的態度（一）
四十一 對國民黨的態度（二）
四十二 第二次過日本
四十三 「這也可能意味著〔新文化〕運動的倒退」
後記：理性思考 感性表達

胡適，1891年出生，1962年去世，享年七十余。十九歲時（1910）能過前清華的庚款考試，先後留學於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完成哲學博士的考試，應蔡元培及陳獨秀激，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回國前夕，一篇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的《文學改良芻議》，使古老的中國發生了一場白話運動，這是一次划時代的語言革命，以致我們今天通行的語體仍拜那場運動之賜，胡適也由此奠定他在中國的影響。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個時代有一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然面，20世紀下半葉，形勢陡轉，胡適的形象一落千丈。1950年代，大陸中國發起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幾十年後（2003），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堂皇九卷的《古史考》，其中前四卷就是那個時代（1949-1980）批胡運動的史料匯編。近三百萬的大批判文字，集成了這厚厚的四卷大開本，它像小山一樣堆在我的書桌上，盯著它就像在打量一個怪異的時代。

就我本人而言，接觸胡適很晚。在我讀中學的1970年代，是沒有胡適書讀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但，盡管沒讀過胡適，胡適在我的心目中卻是一個反而形象，記得「走狗」兩個字庶幾便是我腦海中對這個形象的最早勾勒。多年後，等到我自己系統地讀胡時，胡適在中國的命運已經走過了一個大大的「之」字。「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大陸中國逐步對胡適重開評價，這是一個「去妖魔化」的過程。胡適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逐步從學術領域過渡到文化領域和思想領域。隨著人們對胡適和胡適思想的深入，已經沉入歷史背影中的胡適再度走向歷史前台。以致一個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這樣語重心長：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當時，這里的「胡適」已不僅是他自己的，而是某種精神的象征。問題是，今天，如果我們把「胡適」作為21世紀的文化選擇，那麽，由他所代表的精神坐標到底是什麽呢？

胡適一生和他的思想都相當豐富，有這樣一篇寫胡適的文章，內容沒看，但題目卻過目未忘；他什麽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了一切。這句話非常到位，庶幾可以視作胡適的墓志銘。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以及20世紀歷史本身都留下歷史轍跡的胡適，他的豐富的精神遺產，放在今天，我以為有這樣一點——這也是胡適身上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樞要，那就是「寬容」。

什麽是寬容？應該說在中國本土的傳統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精神資源。作為一種價值之光，20世紀以來，它主要是靠當年留學英美的那撥知識分子輸入和奉持，而胡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牛津、朗文或韋伯斯特等大辭典中，寬容通常解釋為對不同於已的信仰、思想和行為的容忍和承認。美國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視為「一種和思想及行為與眾不同者建立和維持共同體的品質和能力」。是的，社會作為一個異質共同體，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異的文化背景，這就決定了他們的處世態度和對事物的看法無法一致。那麽，這樣一群人如何在社會中共存呢？如果我們不是強調彼此這間斗爭的話，寬容就是構成社會和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培養自己的寬容意識和能力。

然而，20世紀中國最匱乏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寬容。20世紀是一奉行「斗爭哲學」的世紀，寬容則是這種哲學的反而，它由於被誤認為是軟弱、妥協和不徹底，因此，奉持這種價值的胡適自然也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反而。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生為傳播自由的理念盡心勞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卻以「容忍與自由」為題，連續作文兩篇（其中一篇是講演），強調的是同一個主旨「容忍」。他說：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把這句話稱之為「不可磨滅的格言」，進而申說：「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異已。在胡適看來，「沒有容忍『異已』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已』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當然胡適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並不容易，「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已』是最難得，最不輕易養成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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