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下旬，最後由我撰寫的《章太炎與劉師培學術道路比較》一文畫上了句號。這樣，我主編的《近現代學術大師治學方法比較》一書共12篇論文，終於先後告竣而殺青定編。在炎熱酷璁的37度高溫熏蒸下，書稿最後定型，猶如一陣清風撲面而來，讓人長舒了一口氣。
在時下商品經濟大潮中，編撰此類學術著作，吃力而不討好，似乎並非明智之舉。學術是什麽?能賺錢，購汽車，買洋房，還是能讓人隨心地吃香喝辣?當然都不能。目前出版行業並不景氣，娛人心目的文藝書籍尚且愁嫁，更何況是嚴肅的純學術著作呢?學術者，如劉師培《國學發微》所說：「學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術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學為術之體，術為言之用。」學術是一種無形的精神生產，是人類在與自然及社會的共處和斗爭中的理性思考和智慧總結，是文明進步的表現，豈可因其缺乏物質商品的誘惑就棄如敝屣呢?人類生活分為物質和精神二大部分。在物質方面的衣食溫飽有了基本保證以後，精神需求就顯得尤其重要了。作為一個人，食不果腹不行，精神空虛也不行，二者缺一不可。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這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超越於動物的地方。學術是有意義的事情；追求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貌似無用，實際卻是無用之用，合於庄子所說的至道之大用。如章太炎《與王鶴鳴》信中所說：「仆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其所謂「致用」與「無用」，有現實的針對性。「致用」指世俗借學術以干利祿而拾青紫，假學術以取寶貴；「無用」則是提倡學術的純潔性，重在精神文明的建設。這一說法合乎庄子所稱「大用無用」，是深刻揭示學術本質的最高精神境界。於此可見，對於學術著作，千萬不可短視，不能只求其真接的現實功利，而應眼光放大、放遠，關注激活人類精神生命的不朽之盛事。
本書編撰，緣起於大學教育的需要。上世紀80年代中期，研究生制度剛恢復不久，研究生教學常是運用師生切磋而教學相長之法。學生不僅要求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進一步還要求結合現實發展而明其所當然。其所期待甚高。但因「文革」期間的耽擱，面對各種學術科目及眾多書籍，人們卻茫然而不知從何處人手。恰巧，那個80年代和「五四」時期一樣，為了學術創新的需要，重新掀起了一股探討方法論的學術熱潮。這對我們是很好的啟發。比如胡適的傳統學術功底及學問造詣，不僅比不上章太炎、王國維，就是與康（有為）梁（啟超）相較，也有所不及，但他卻以半部《中國哲學史綱》、若干考察之作以及《白話文學史》等，儼然成了當時的學界泰斗，學術地位堪與章、王、康、梁比肩而毫不遜色，這是為什麽?艾思奇在《二十年前之中國哲學思潮》一文中解釋胡適成為學界「天之驕子」的原因，說：「與其說胡適對於新文化有何創見，不如說他的功績僅僅在新方法方面的提出。」所論雖然不夠全面，但操斧伐柯，取則不遠。對於學術研究，方法的探索的確非常重要。胡適曾經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名言，作為治學的金科玉律，並以之金針度人。這是受到當時西方實驗主義哲學影響。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特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白了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足見胡適對於科學的治學方法是何等的重視。所謂「方法」，從拉丁文的語源學來考察，指的是遵循一定方向、道路的意思，也就是指沿著正確道路前進的意思。英國哲學家培根就明確指出了學術方法與道路的重要性：「正如俗話所說，一個能保持正確道路的瘸子，總會把跑錯了路的善跑的人趕過去。不但如此，很顯然，如果一個人跑錯了路的話，那麽愈是活動，愈是跑得快，就愈會迷失得厲害。」(見《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2頁)比喻非常生動形象，見解精當。是否掌握科學的治學方法，關系重大。方法先進，事半功倍；方向錯誤，則將南轅北轍，迷途不返。受其啟悟，我就結合平素所學，給研究生開設了「近現代學術大師治學方法比較研究」專題課。本書就是教學進程中師生交流對話的學術結晶，並期望以此來與廣大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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