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冷戰：伍德羅·威爾遜對美蘇關系的遺產

譯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俄文版序
前言
導言 1913年的美俄關系
第一章 1914-1916年：聖彼得堡的三位大使
第二章 1917年：魯特使團和史蒂文斯鐵路調查團
第三章 威爾遜和藍辛與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交鋒
第四章 1917年12月：為制訂一項政策而斗爭
第五章 1918年1月：十四點演說之第六點
第六章 北俄與西伯利亞
第七章 1919年：春天的巴黎
第八章 最早的「冷戰斗士」
結語 1912年：第一次冷戰
關於注釋與史料
注釋
參考書目

本書為最初由外交史學者威廉·阿普爾曼·威廉斯提出的、即冷戰的根源比冷戰的史學研究者所願承認的更深，要一直追溯到威爾遜政府任內的觀點，作了平反。冷戰既是蘇聯的過錯、也是美國的過錯。冷戰植根於伍德羅·威爾遜對俄國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處理。冷戰中有若干中心人物。他們是伍德羅·威爾遜、國務卿羅伯特-藍辛和列寧。當威爾遜在科爾比照會中做出不承認和限制貿易的最後決定時，列寧已通過紅十字會工作人員雷蒙德·羅賓斯和威廉·C．布利特(william C．Bullitt)這樣的美國渠道，探求了所有和解的可能性。其結果便是長達13年之久的關系的凍結，而這種凍結狀態由於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自以為是的道德主義而達到頂峰。

富蘭克林·D．羅斯福1933年對蘇聯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導致了相互承認，這種承認因債務和財產賠償問題懸而未決而困難重重。雖然在30年代美蘇之間充滿不信任和誤解，但雙方關系大門之開放足以讓總統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前往蘇聯，並於1941年秋在納粹推進的關鍵時刻與蘇聯達成租借協議。這便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共同擊敗納粹主義的戰時聯盟。當勝利在望之際，這一聯盟進一步得到調整，並從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開始出現戰後合作的種種可能性。但這些前景均隨羅斯福的去世和哈里·s．杜魯門總統采納喬治。F．凱南(GeorgeF．Kennan)的遏制政策而煙消雲散。

本書探討在伍德羅·威爾遜時代美蘇關系最初是如何變壞的。美國人對俄國否定的看法在此前就已存在。沙皇對俄國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和反猶主義還助長了這些看法。美國以限制性的貿易政策來加以報復。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對俄貿易日益增長的需要，並且隨美國於1917年參戰，美國使俄國成為盟國。1917年當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時，美國對俄國軍事實力的樂觀看法也隨之破滅。

我們以西方和俄國的檔案為基礎，追溯了新的共產主義秩序和西方之間的曲折的對抗，尤其是威爾遜與列寧的交鋒。協約國做出努力來恢復東部戰線並與列寧達成協議，但那些和解的努力均以失敗而告終。在德國被打敗後，協約國的干預仍在繼續，並且延伸至西伯利亞。但協約國在西伯利亞冒險失敗後，在凡爾賽又有遣布利特使俄這一和解努力。公眾輿論破壞了這一努力。此後便無其他選擇。威爾遜在1920年著名的科爾比照會中，開始了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對布爾什維克實驗采取不承認和限制貿易政策以及敵視態度。我們得出結論，被認為開始於1945年的所謂冷戰現象，其實起始於1920年。我們將其稱為第一次冷戰。

對本書的中文版讀者，我們也許可以說，在美國和俄國對本書的評論一般都是肯定的。這些書評稱贊了我們的研究、寫法和組織結構。主要批評則出自維亞切斯拉夫·尼科諾夫(Vyaches-Lav Nidonov)在本書俄文版序言中的評論。他認為，本書比較一次大戰後與二次大戰後這兩個在地緣政治上不同的時代，是十分勉強的。這種看法在我們看來頗為膚淺。確實，如果我們因這兩個時代被認為在結構上不同而停止並拒絕考慮對之進行比較，那我們就會因把冷戰視為完全孤立和獨特的當代現象這種短視的看法，而對那些通常被掩蓋的長期趨勢視而不見。

我們的分析可用這樣的方式來加以考慮：無論就公共政策還是就美國人廣泛持有的看法而言，美國在日俄戰爭結束後就已得出結論，即用後來廣為流行的稱呼來說，俄國是一個「邪惡帝國」。汶一無論是對沙皇還是對人民委員的俄國的負面看法，除了少數例外，在整個20世紀一直為美國人所持有。這些例外分別是威爾遜1917年支持俄國ll缶時政府，以及1933至1945年間富蘭克林．羅斯福承認蘇聯、向蘇聯提供租借物資並與之建立戰時聯盟。這種負面看法得到關於俄國的各種政府是不可信賴和危險的公共輿論，以及不承認、限制貿易和那種要求加強軍備並因此導致軍備競賽和第二次冷戰的不斷增長的擔憂的公共政策的推波助瀾。

在下一本書中，我們將把這種負面看法追溯到美國旅行家和新聞記者、《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作者老喬治·凱南(the senior George Kennan)。該書為在日俄戰爭中美國親日反俄政策作了鋪墊。到第二個喬治·凱南、也就是第一個凱南的遠房堂弟的時代，美國對俄國的否定態度已被奉為神聖，或者說確實已被凱南化。即使羅斯福扭轉這種態度的冒險努力也歸於失敗。而采納小凱南的遏制理論來對付被認為是斯大林在東歐所造成的威脅，則輕而易舉。我們的第二本書描述和分析了整個20世紀美國的對俄關系史，並將其與美國對華政策作了比較，而此種政策是對中國作為大國出現的積極反應，除了1949至1972年間僅有的一次重大倒退之外。在21世紀初，美國為如何與其兩大鄰國——俄國和中國——打交道而感到左右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