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類學

藝術人類學與知識重構（代總序）
前言
第一章 數字本體論
數字的個體發生
序數、自然數和基數
數字應用的類型學
第二章 識數的認知基礎
個體的心智
文化與認知
數字與記憶
第三章 數字與語言
與語言有關的數字應用
數字的听覺表示法
數字的視覺表示法
第四章 宇宙論與民族科學
次序的規則
數字的奧秘
第五章 經濟、社會與政治
數字的模式與結構
基數的分布和用途
序數的排列和用途
第六章 測量、比較與等價
功能與認知
標準化與通用性
第七章 時間
時間經驗
時間測量
時間解釋的運用
第八章 貨幣
貨幣的認知基礎
互惠原則
時間與貨幣
第九章 音樂、詩歌與舞蹈
音樂的兩類結構︰固有結構與強加結構
詩歌、歌曲與舞蹈
美學與意義
第十章 競技活動與運氣
第十一章 藝術與建築
第十二章 數字生態學
參考文獻
譯後記

人類學家A.P.梅里亞姆（A.P.Merriam）是一篇題為《人類學與藝術》的重要論文中指出，人類學與藝術之間的關系，過去很少得到與人類學研究的其他方面相適應的某種富有成效的探討和論辯。這一判斷應該說是確切的，它代表著人類學家對人類學科知識體系的一種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

的確，人類學雖然是20世紀一門世界性的顯學，像“藝術人種志”（arts ethnography）、“人種學藝術”（Ethno-logical Art）、“音樂人類這”（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和“舞蹈人種學”（Dance Ethnology）之類的術語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知識界也已相當流行，但是，明確而又系統地從事學科意義上的“藝術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Art）總體性建構，大概還只是最近20年間的事。特別是R.萊頓（R.Layton）的《藝術人類學》、W.伊寒爾（W.Iser）的《走向文學人類學》和E.P.哈徹（E.P.Hatcher）的《作為文化的藝術:藝術人類學導論》等重要論著的問世，使學科意義上的藝術人類學建築蔚為風氣，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我國，隨著20世紀80年代“美學熱”的興起、人類學學科的重新宣傳和提倡，以及90年代末“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的成立，我國學界對建構藝術人類學學科知識體系的呼聲也日漸高漲。

推究起來，這種呼聲首先應歸根于藝術人類學在知識重構上所顯現的獨特魅力。

首先，藝術人類學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學術追求，那就是要發掘出一種全景式的人類藝術史景觀圖，它不但關注世界文明中心形成之後的藝術發展狀況，同時對史前時代和現代土著民族的藝術活動尤其表示關注和敬畏之心；它不滿足于只是以某種現代人的審美標準去衡量、傾听和審視史前時代與現代土著民族的藝術活動及其深層原因，而是以最富有對話精神和最具寬容度的價值意向，來尊重和考察包括“藝術”在內的史前人類社會文化的存在現實，從而在藝術世界中領會出某種真正具有全人類性的精神尺度或思想意蘊，為現代人未來的藝術行為和審美創造提供寶貴的歷史訊息。這不能不說是一項極具挑戰性和變革意味的學術大工程。著名藝術史家E.潘諾夫斯基（E.Panofsky）在談到歷史研究和歷史思想本質的思考時曾表示，對于美術史（藝術史）的挑戰，其真正的回答“是基于這樣的事實，直覺的審美再創造與考古學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以便再次構成我們曾稱之為一種‘有機狀況’的東西”。潘諾夫斯基所強調的是歷史學家重新創造歷史對象的神聖責任，因而要求歷史學家不斷地進行自覺的重構和重新創造，我想，歷史學家的這種責任和內在要求，在藝術史研究中更是必不可少，而藝術人類學研究正可以為全景式的人類藝術史的知識景觀圖，提供充分有效的事實證據和足夠的審美再創造的可能。這樣，史前藝術考古學和藝術起源學研究在揭示史前社會和現代土著社會文化的背景性知識與歷史存在境況上就顯得至關重要。

其次，藝術人類學在努力獲取學科的合法性、推進自身話語權的同時，始終守護跨時空、跨學科和性別中立的研究本色，憑著全球性的眼光和多學科的知識背景，憑著某種相對中立、平和、民主的價值觀，通過對不同族群和不同時代的藝術問題的深入細致的微觀分析（田野調查和文獻考據）與切實有效的宏觀把握，為人類藝術的歷史內容和系統結構提供合理的、全方位的知識體系。它既把歐洲思想、文化和知識系統內的藝術繼續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也把非歐洲社會的藝術擺到同一個學術視野中來，既把文明時代的藝術放到常規的研究時間表中，也把所謂“野蠻時代”的藝術毫無保留地供奉在自身的理論研究平台上，對它們作深入的一體化思考，重新勾畫整個人類藝術史的發展脈絡和思想線索。這對以往的藝術和藝術史研究來說，顯然具有鮮明的“重構”或“解構”意味。于是，隨著藝術人類學學科的不斷成熟，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藝術人類學研究既能在最大的程度上弱化學術研究中因意識形態或價值觀而滋生的某種歐洲歷史中心主義或東方歷史中心主義的偏見，又能有效地克服學術知識生產中那種由偏狹的學科分類體制所帶來的學術偏見。在這方面，今後的藝術人類學研究盡管也像其他學科一樣會遭遇古典的、現代的和後現代的知識論條件的合圍和夾擊，但比起別的學科來，由于藝術人類學在學科本性上真正具有跨時空、跨學科的某些優越性，這就使得它在承受古典式的、現代式的和後現代式的知識論框架的洗禮、面對三者之間的交融作用而必然會出現的理論矛盾和知識縫隙時，可能會有更好的包容、通貫、吸收的能力和自我造血的機能。所以，藝術人類學並不只是研究藝術問題的某種新方法和新時尚，從根本上說，它更是一場渴望取得藝術研究的世界性對話能力、重新追問藝術真理的學術知識生產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具體的研究者或許會經受著因價值觀的變換和緩沖所帶來的各種眩暈甚至陣痛，但也恰恰說明了這場新的知識生產運動的艱難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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