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犧牲

國家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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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日本“靖國神社”供奉著自明治維新以來250萬軍人,包括日本在歷次對外侵略戰爭中死亡的軍人及二戰中甲級戰犯的靈位。在日本,“靖國”問題是與其近代歷史相關的國家與國民“為國犧牲”的關系問題。特別自日本一些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以來,“靖國”問題不僅引起我國及國際社會的關注,在日本國內也出現了爭議。

  本書通過對歐洲和東亞國家歷史上與此相似的事例進行比較考察,對日本在“靖國”問題上不區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對在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中的死者及戰犯也應給予祭奠,甚至把他們作為作出“崇高犧牲”的“英靈”予以表彰,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探討。

高橋哲哉,1956年出生于福島縣,畢業于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養學科法語系。獲得東京大學研究生院哲學專業博士課程學分。專業是哲學,現任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記憶的倫理學》(岩波書店)、《歷史/修正主義》(岩波書店)、《逆光的宇宙規律》(未來社)、《“心”與戰爭》(晶文社)、《德里達——解構》(講談社)、《教育與國家》(講談社)等。
 

目錄

前言
第一編 “犧牲”的邏輯與修辭
 第一章 靖國與“大屠殺”——“崇高的犧牲”是為了什麼?
“崇高的犧牲”這一修辭
  把戰死正當化的效果
  “犧牲”一詞的起源
  獻上以撒的故事
  復活的大屠殺
  從參拜靖國神社到實驗動物慰靈式
第二章 “英靈”表彰的過去、現在、將來
大阪、台灣訴訟的背景
  奪取殖民地戰爭的記錄
  “台灣理蕃”與“崇高的犧牲”
  “靖國的邏輯”回歸
  派兵伊拉克正當化的“邏輯”
  “國民精神”的含意
  如何表彰自衛隊員死者
 第三章 廣島、長崎和“崇高的犧牲”——追究被抹消的責任
受到國家表彰的死于原子彈轟炸的死者
  死于原子彈轟炸的死者也是“崇高的犧牲”嗎?
  浦上的聖者
  “原子彈轟炸=上帝的旨意”說
  “燔祭”的隱喻效果
  勾銷了美國的戰爭犯罪
  對“聖斷”神話的貢獻
  關于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
 第四章 “戰歿者大祭禮!”——國民動員的修辭
《時事新報》評論的意義
  “正因為是戰歿者,才要注目!”
  化悲傷為歡喜——聖化的過程
  現實化了的“大祭典”
  “靖國邏輯”的舞台背後
  不僅戰時,現代也仍在使用
第二編 國民、犧牲、宗教——“為祖國捐軀”的歷史
 第五章 由犧牲聯結起來的“國民”——菲希特與勒南
作為“國民邏輯”的犧牲邏輯
  向戰敗國國民做的兩個演講
  是“每天的人民投票”還是“語言”——兩個對比性的國民定義
  “自我犧牲精神”的祖國愛
  “國民”概念的誤解
  哀悼要求義務
  作為共同要素的“犧牲的邏輯”
 第六章 哀悼與忘卻的共同體
“忘卻”為什麼重要
  因為是有悔悟的民族
  《敗戰後論》的主張
  來自國民方面的“哀悼邏輯”
  哀悼共同體所排除的
 第七章 神話化的戰爭體驗——近代歐洲的“英靈”表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靈表彰顯揚
  哀悼與自尊心的混合交織
  與“靖國邏輯”的共同性
  戰爭體驗的神話化和平庸化
  神話化始于何時
 第八章 從“真正的犧牲”到“墮落的犧牲”——坎托羅維奇
猶太人的德意志、國粹主義者
  英靈表彰與殉教的關系
  “崇高的犧牲”的起源
  中世紀的變化
  代替“祖國”的封建制度和基督教
  世俗國家帶有宗教性價值的背景
  作為神秘體的國家
  自我犧牲的墮落
 第九章 英靈的血與基督的血——“殉國即殉教”這一邏輯
佛教徒的“靖國的邏輯”
  “寶貴的鮮血”的意義
  作為媒介的“血的邏輯”
  殉國即殉教
  “國教”的普遍性
第三編 能否逾越“犧牲的邏輯”
 第十章 “正戰”與犧牲——沃爾澤的理論
正戰論受到注目的背景
  “戰爭的正義”和“戰爭中的正義”
  自衛戰爭將犧牲正當化
  何謂常備軍
  一成人犧牲的正當化邏輯
 第十一章 反抗與表彰——韓國的英靈
侵略與反抗共同擁有的邏輯
  虐殺越南百姓問題
  忠烈台與靖國橋——紀念的政治學
  “五月的英靈”——光州事件記憶
 第十二章 德里達與“絕對的犧牲”
是否存在沒有犧牲的國家與社會
  人無法擺脫絕對的犧牲
  戰爭——犧牲逆說的極大化
  廢除犧牲的願望
引用、參考文獻
後記
 

2006年12月,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開始了由政府間達成共識的共同歷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為了突破由于歷史問題給兩國關系造成的障礙

在中日兩國關系的發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礙。歷史問題,主要是歷史認識問題,則是最敏感和關鍵的障礙之一。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兩國間有著兩千多年交往的歷史,其中以友好往來為主流。雖然這種友好往來拉近了中日兩國間的距離,但近代以來由于發生了日本侵華戰爭那樣的不幸,兩國間的距離又開始拉大。當然,戰爭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歷史,問題是在冷戰開始後,日本極端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抬頭,一些人同戰前一樣把戰爭定位在“自衛戰爭”及“亞洲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上,用所謂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掀起了戰後為侵略戰爭歷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歷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一歷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與縱容,違背了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傷害了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這是造成中日兩國間歷史問題遲遲不能解決,以至于影響兩國關系健康發展的根本原因。

不過,戰後60多年來,中日歷史認識問題還存在另一個側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與發展,消除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進行的努力。特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為謀求兩國關系的和平友好與發展,為建立和平與繁榮的東北亞,為解決歷史問題,兩國政府和人民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兩國政治家付出艱辛努力的結果,也是對歷史問題進行理智思考的結果。這一結果通過現在中日兩國間戰略互惠關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兩國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基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對侵略戰爭的歷史進行認真反省和謝罪的日本進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戰後初期,以日本共產黨為中心的左翼勢力,主張從政治上徹底追究日本的戰爭指導者的責任並進行反省,並為此開展了十分活躍的左翼大眾運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民主主義的立場出發,對以軍人為中心的國家及軍隊指導者進行了強烈批評,反省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缺乏反對勇氣迎合戰爭的態度,提出了“J海恨的共同體”概念。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反對美國對越南戰爭的社會思潮又促使日本年輕一代思考日本對中國戰爭的侵略性與加害性。從80年代開始直到今天,針對日本社會始終存在的不承認侵略戰爭責任和否認侵略戰爭歷史事實的言論與行動,具有正義感和歷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沒有停止思考與斗爭。無論從政治的立場,還是從宗教的立場、市民主義的立場及女權主義的立場,都存在對日本戰爭加害責任進行追究的思考與活動。這是促進中日歷史認識問題解決的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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