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思想散論

我和我的書
自序︰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19世紀中西哲學和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
儒學歷史命運論綱
——從19、20世紀看21世紀
魏源與中國丙工思想文化的開端
歷史大轉折中的遲滯
——兩次鴉版戰爭期間的嶺南文化
三岔分流的文化意蘊
——洋務運動時期的嶺南文化
附錄一 愛國主義‧“革命路線”‧學術研究
附錄二 學術研究與討論的基本準則必須遵守
林樂知在華活動罪名辨
西化‧現代化‧政治家‧知識分子
——甲午戰爭百年祭
慈禧、康有為的兩面性及其啟示
……

又是一本評說19、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書。這個研究對象也許是說不清、道不完的魔鬼三角，雲遮霧罩，撲朔迷離，道德義憤，情感糾葛……中國人說百年中國事，真不知從何說起！

社會轉型，文化轉型，世界各國都在變，中國人的步履卻特別艱辛。人們歷數外來侵略者和宗法專制統治的罪惡，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果不願停留在這一步，就應進一步叩問︰為什麼腐朽的總是打而不倒，該生的總是生機不旺？罪惡與罪惡的消除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控訴前者無法說明後者。論及百年中國步伐遲滯最深層的原因，不能不正視支配歷史行動主體的思想文化狀況。

這本小書涉及鴉片戰爭前後至今日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大小幾十個問題。我堅持和追求的是︰說真話，說自己的話。這是信念，又是目標。切實做點研究的大陸中國學人大概都了解，真要實踐這極其平常的信念，必須面對意想不到的困難。

困難首先來自自己的知識不足。

19、20世紀中國的史料浩如煙海，分散在海內外難以數計的圖書館、檔案館和個人手中，加上研究成果目不暇接，筆者自知學淺，提筆總有臨深履薄之懼。因此，我只能把說真話放在極為有限的範圍中︰說自己所知道的，不說無根據的話，亦不曲學阿世。對我來說，這是道德和學術規範的統一。

就中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來說，本世紀的50－70年代無疑是知識絕對貧困化的年代。通過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派斗爭，實現了兩個打斷︰一是打斷了大學的人文精神和學術自由的傳統，原有的大學和大學教師被目為非整肅不可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二是打斷了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外國的學術、文化都成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腐朽ffi ／FE的結晶，是“裹著糖衣的砒霜”。我們這些50年代初進入大學念書的青年，在兩個打斷中成了“以無知批有知”（創造社巨子和當時的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馮乃超的名言）的工具。隨後，在封閉和以“思想統一”自傲的貧困學苑中，我們成了教學骨干，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和我們一樣貧困而自傲的學生。這一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觀，其流風余韻至今仍歷歷在目。

盡管在教師思想改造和“拔白旗”的高潮中，我都奉命下鄉，未能躬逢其盛，但也飽受這些文化氛圍的燻陶，吸進和散發出不少“左”毒。隨後因不願當只能人雲亦雲的政策解釋者，我情願丟掉從本科念到研究生畢業的經濟學，轉向素所喜愛而自由空間較大的史學，所知甚少的痼疾就顯得更加嚴重了。如果書中尚有若干可觀之處，無非是勤以補拙的偶獲而已。

困難還來自本國傳統中缺少寬容。

“作之君，作之師”，以吏為師，政教合一；“群言淆亂衷諸聖”，以聖賢語錄和經典為是非標準；一些假道學和文痞由是得以混跡其間假衛道之名營私害人；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傳統。學術自由是舶來品，有時且是代價不菲的奢侈品，為此上演的悲劇、慘劇不知凡幾。要讓整個社會學會寬容，真正尊重學術和學術自由仍須假以時日。在這樣的又化氛圍下，企求顯示學術個性，很難想象會一路順風。

困難更來自扭曲了的民族主義情結。

近代中國曾有過以維護國家獨立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為目標的民族主義。其貢獻已永留史冊。它的提倡者通常以民族自省為基本出發點，勇敢地揭示本國和本民族的落後，痛斥國民素質——國民性的低不和痼陋。不過，近代中國的歷史也證明，民族大義或後人所稱的愛國主義的內涵非常寬泛，各種人物和社會勢力必然按干自己的利益和認識去闡釋。佔支配地位的是以傳統的華夷之辨汀天朝心態去看待中國和外國的一切，愚不可及地把揭露本國弱點、肯定別人長處視同賣國和漢奸行為。這個貽誤19世紀中國的偏見在20世紀沒有徹底消逝。“宗朱頌聖有成規”。民族自省、揭露發展障礙等知識分子理應履行的職責于此時此地變為不合時宜。孓管時至90年代如是思考問題之輩越來越少，本書卻不幸留下了虧天記錄。

在當今世界，民族主義是個非常復雜的思潮。中國人普遍贊賞慮國總理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遺址下跪的真誠懺悔；對日本政客不願三視侵略罪行感到憤慨；為一些國家原教旨主義者的蠢行大惑不累。這些都顯示了在民族主義濁浪泛濫中的清醒。可是，當事關本民族的時候，對一些出自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似是而非的語言，不少人卻覺得非常順耳！

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家國之戀是人之常情。但知識分子是歷史和現實的守望者，一旦進入學術領域，他必須冷靜客觀地觀察和思考一切。羅素有旬名言︰“使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可能屈服的最有趣而又最有害的錯誤之一，就是想象自己乃是‘神聖意志’的特種工具。”

一個不應忘記的歷史事實是︰蔣介石實行獨裁專制統治，舉的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旗。法國思想家利奧塔說得好︰“當我們說民族的時候，很難確切地說清楚我們講的是哪一種身份。當我們把民族，das yolk（人民），放在規範性實例的位置上的時候，不可能說清楚被呼喚的權威是專制主義的一召喚起源敘事的傳統一—還是共和主義的，或訴諸于依據自由理念所制訂的系統的審議制度。”政客、學者、文人無不按照各自的理念去使用民族、人民這一類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