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學術著作，從構思到研究和寫作的時間至少有十數年。緣起倒是和個人求學的經驗有關。
六十年代我在台灣大學外文系讀書的時候，曾參加同班同學白先勇和王文興等人主辦的《現代文學》的撰稿工作，因為我不會創作，所以被指派翻譯西方學者有關托馬斯。曼（Thomas Mann）等現代作家的學術論文，當時我無知，從未听過卡夫卡（Kafka）、托馬斯‧曼和福克納（William
Baulkner）是何許人也，只是跟隨先知先覺的各位主編同學，一邊翻譯一邊學習，譯完後仍然一知半解。我猜當時的這種情況，和中國大陸在八十年代初開始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情況差不多。然而，“自我啟蒙”也自有其樂趣和意想不到的影響，因為當時在台灣，除了少數專家學者之外，文壇和學界的無知情況和我差不多，我們知道的西方文學，還是經由三四十年代的翻譯，記得我當時閱瀆西方作品，中學時代還是停留在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和《約翰‧克利斯朵夫》，到了大學一年級，才初次讀英文原著，那年夏天花了三個月時間力“啃”Gone
uith the Wind，一個字一個字的讀，借助中英字典。但徒勞無益，因為書中的許多黑人用語我根本找不到，也看不懂，只覺文法欠通。到了大學二年級，才從王文興那里听到海明威的名字，于是又發奮勤讀《老人與海》，甚至還摹仿海明威的文筆練習英文作文，搞得一塌糊涂。同班同學郭松萊又向我介紹法國的存在主義，于是不到數月的功夫，我又沾上了一點薩特（J.-PSartre）和卡繆（Albert
Camus）的“荒謬”哲學，再加上我自幼對電影的興趣，大學時代初看《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記得台北那家影院的觀眾寥寥可數，完場時只剩下葉維廉夫婦和我），驚為絕響，于是又一頭栽進法國新浪潮電影和文學，並勤習法文，但上法文課，閱讀的卻是十九世紀莫泊桑的作品，老師是一位加拿大神父，我們第一課就齊聲朗誦莫泊桑的小說《項鏈》，當時只有戴成義（後來變成香茫司名的燻天�讀得懂．因為他在出生地毛里求斯早已念過法文。
這些瑣碎的大學往事，不料在二十年後成了我學術研究的題目。記得一九七九年左右在美國德州大學召開了一次有關台灣文學的學術會議．我宣讀的論文就是《台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前者指的是瓊瑤的小說，後者指的就是當年我們的雜志《現代文學》。我在這篇學術論文中．對于台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也僅能敘述其來龍去脈，仍然未能客觀地作出深入分折。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夏志清教授提醒我︰早在三十年代上海款有一本名叫（現代》的雜志，也有人用現代主義的手法寫小說。夏先生說的這個作家就是施蟄存。我當時只看過施蟄存的《將軍的頭》，而且也是從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得知的。夏先生一語驚醒夢中人，使我想起
弦（台灣名詩人，《聯合報》副刊主編）曾向我說過︰他那一代的台灣詩人，在五十年代開始寫現代詩的時候，戴望舒所譯法國象征主義作品，對他們頗有影響，而且互相私自傳閱猶如地下文學。不久，叉讀到
弦主編的戴望舒詩選和對李金發的訪問，茅塞頓開，原來他們都是中國文學現代主義的先驅者，于是我就決定研究他們的作品。然而，我對于現代主義也茫然無知，只好重新研讀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理論。當時我在印第安納大學任教，比較文學系有一位羅馬尼亞籍的教授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名叫《現代性的幾張臉︰先鋒、頹廢和媚俗》（Faces of
Mc，dernity︰Avant Garde，Decandece,Kitsch），我因近水樓台之便，得以向他請教，後來又共同授課，得益匪淺。他的這本書就成了我當年研究現代主義的理論基礎。但我仍覺不足，因為書中所提出的“先鋒”（avant
garde）、“頹廢”（decadence）及“媚俗”（kitsch）等觀念勺似乎與我所了解的中國現代詩和小說不盡相合。然而書中對所謂“現代性”的解釋，卻令我大開眼界，卡氏認為文學和藝術上的現代性，其實是和歷史上的現代性分道而馳的，前者甚至可以看作是對後者的市儈和庸俗的一種反抗。
于是我又不得不著手探討中國現代史中的“現代性”問題，這個問題至今仍然縈繞腦際，而且研究愈深人，覺得牽涉到的問題愈多，從晚清到“五四”，從現代到當代，到處都是由現代性而引起的問題，我不可能——解決，但我認為現代性一部分顯然與都市文化有關。我又從另外幾本西方理論著作中得知西方現代文學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沒有巴黎、柏杭、倫敦、布拉格和紐約，就不可能有現代主義的作品產生。那麼，中國有哪個都市可以和這些現代大都市比擬？最明顯的答案當然是上海。
于是我叉開始著手研究上海。所幸中國大陸剛剛對外開放，我得以重訪這個在幼年時代曾使我驚嚇萬分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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