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是近代日本歷史學界的巨匠，他的業績在其歿後雖已經過了七十多年，於今日仍然璀璨輝煌，在世界學術界有著深刻的影響。湖南不僅限於中國史，即便在日本文化史方面亦留下了巨大的成果。他不僅精通傳世的歷史文獻，還率先向世人介紹了甲骨文、敦煌文獻、滿洲史料等新發現的史料，對甲骨學、敦煌學、滿洲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他的卓越學風特點之一，就是擅長把握總體的歷史。例如，今天所謂「唐宋變革」的觀點就是他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首唱的。這也是他所創立的中國史時代分期說的重要一環。眾所周知，「唐宋變革」論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學界所討論的對象。
《中國史學史》在他的龐大著作群之中，可謂名著中的名著。至於此書的成書始末，正如其嗣子內藤乾吉以及高足神田喜一郎在原著序、跋中所敘述的那樣，是根據他在京都大學講課的內容結集成書的。史學，是人類對自身經歷的過去予以自覺認識的學問，湖南是將中國上古至清代這樣一個長時期的歷史認識軌跡，作為一部龐大的史書著作史予以描述的。
當然，在上古時代的最初是不可能存在可稱之為史學的學問的。但是，存在著一個應該稱為史學前史的時代，湖南是將其作為記錄的起源進行尋求的。他在本書的開頭曾說:「關於中國的歷史即記錄的起源，是可以將記錄的起源與記錄者即史官的起源同時予以考慮的。」即他對史學史的初源的認識是從考察記錄的起源開始的。在此，他認為歷史就是記錄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當然，人類的生活在記錄出現之前已經存在了，但是，那畢竟是從人類自身被認識以後才成為有意義的事物。人類對過去的認識，是通過口誦和記錄流傳於社會的；運用文字手段的記錄，則可以自覺地、客觀地表達人類對過去的認識。我認為內藤湖南將歷史作為被記錄下來的東西予以把握的情況，說明他認為歷史開始於人類對過去的自覺認識。
隨著記錄的普及，出現了各種著作，其中關注過去一現在一未來之時間運行的敘述則是史書。進而，帶著究竟應該怎樣做出敘述的問題意識，對歷史從內容、形式兩方面進行考察的學問則是史學。這不僅限於撰述新的史書，而且能夠產生對既成史書的評論，而這些評論又可以開辟出新的著作領域。
綿延久遠之中國文明的持續性，必然地提出了究竟應該如何敘述過去時代的課題，而作為對此進行思維的結果，又產生了舉世無雙的、龐大的著作群：它不僅記載了過去的無數事象，及至現在之博大的世界知識，而且還表明了後人對於這些記載的態度和見識。這本《中國史學史》就是將這些史學著作、見解作為一部學術發展史所作的總括性著述。
本書不僅是著者賅博知識的產物，又加之原本有著一種講述的形式，所以絕非容易讀懂之作。著者歿後，內藤乾吉等雖對原著附以章、節目錄，但也只是為讀者提供了一些便利，至於探索本書的旨趣則仍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一邊探索著者本意一邊閱讀此書的話，就能使人體會到著者對中國史學發展主線的清晰描述，以及對其背後存在之時代思潮史所作的深層闡述。我對本書的理解雖然膚淺，仍願就此著作的思路發表一些感想，代為序。
首先，第一、二、三章是一個系列的內容，即對史書形成之前的記錄與記錄者的實體，所作的盡可能實證性的敘述。這一時代雖說尚未出現清晰而有意識地以過去、現在為時問軸的記錄，但是那畢竟是不久之後所形成之史書的起源。由於內藤湖南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有著強烈的共鳴，所以在第四章《史書的淵源》中，他闡述了史官這種政府記錄官所司掌的記錄，從六經至諸子、詩賦、兵、術數、方技，再至《漢書·藝文志》所載六略諸書的發展過程。
以上諸書之總合性集大成者又數《史記》（第五章）。《史記》的記錄不僅明確地貫穿了從傳說時代至現代的時問軸，而且能夠以與大一統時代相稱的空間視野為背景，對人類命運予以了豐富多彩的描述。這樣，出現了真正具有史書價值的著作，而在這一過程中，類書型書籍的撰述也是不容忽視的。即在當時總合記錄的形勢下已經有了類書形式的誕生，而能夠自成一家之言，予以統一記述的畢竟還是《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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