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

序言
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
古漢語巫(*Myag)、古波斯語Mogus和英語Magician
孔子：野生的聖人，感孕而生的神話典型
關於《墨子》「核心篇」成書的一些看法
《老子》第五章中「橐籥」之喻與戰國養生學
禮儀中的美術：馬王堆再思
漢代死亡學與靈魂的划分
王弼注本《老子》
評《英國所藏甲骨集》
關於經學史
諷喻的意象：一篇書評
《淮南子》校勘學中的語言學、系譜學及文獻學：評述
后記

最近幾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的中國學者討論了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的異同及相互關系。簡言之，不少中國學者以為西方漢學家能夠向國外傳播中國文化，也可以報道流散到國外的中國文物，但對中國國內的學術研究本身不會有多少影響。這些中國學者以為西方漢學研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理論出發的，對史科並沒有足夠的把握，而且結果往往過分抽象。

西方漢學家亦曾進行過類似的討論。有不少西方漢學家批評中國學者的學術動機常常是發揚中國文化的偉大和獨特，而不是一種客觀的學問。有的西方學者以為中國學者的研究太具體，除了馬列主義以外，唯一的理論就是「資料主義」。

像一般的偏見一樣，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的這兩種偏見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都言過其實。不錯，除了極少數例外，西方漢學家不如中國學者對中國文獻資料熟悉。然而，說西方漢學家只談理論．毫無資料證據卻是不對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偏見似乎是由於一些中國學者出於好奇，僅僅注重國外最新、最極端的學說，向其他中國學者介紹國外漢學時又特別強調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不太注意具體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中國學者當然會以為這種學問沒有內容。也有相當一部分中國學者根本不注意國外的學術研究，一方面是因為語言不通，而且在中國國內很難讀到國外的書和學術刊物；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覺得外國人不會真正地了解中國文化。

同樣，西方漢學家說中國學者不夠客觀、過分具體，甚至缺乏分析能力。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他們自己的學術缺陷：因為自己中文能力有限，所以看中國書的時候（無論是古書還是現代學術），常常只是為了尋找資料，而～點也不關心中國學者的理論，而后就產生了中國學者沒有理論的誤解。

上述的這些偏見在中外漢學界很普遍，沒有一個學科例外。無論是哲學、經濟學還是文學，也不管是先秦、兩漢、隋唐、明清或者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中外的不同學術作風隨處可見。雖然如此，我自己還是相信專攻中國古代文化史的學者可以避免最惡性的偏見（當然，這很可能僅僅是我自己的一個偏見?我自己的一個希望）。

現在暫且不談中國學者，而主要談談西方學者的態度。和中國學者一樣，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西方學者幾乎都認識到：進入21世紀，對我們這個學術領域最有推動力的就是考古發現，而且誰都承認考古發現的本土就在中國。中國不僅是田野工作的場所，而且幾乎所有文物都是由中國考古學家經手發掘的。也許更重要的是，中國考古學家以及相關學科的專家（特別是古文字學家）對這些文物作了最初步的整理工作。西方學者必須通過中國學者的報告才能利用這些新的材料，因而這些報告的影響——無論是直接的還是不知不覺的——總是很大。因此，西方學者每提到某一項新發現都會引用至少一部分中國學者的意見。當然，他們不一定會同意考古報告的初步結論。這在學術界一點也不奇怪。中國學者——無論是其他學科的學者還是其他的考古學家——往往也會提出不同的見解。對新發現的材料就像對中國古代文化史一樣，西方學者的批評和不同見解通常並不是因為對中國學者有任何偏見，也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對證據沒有足夠的把握，而只是因為他們有不同的分析方法，有不同的前提以及引用不同的證據。中國學術界不但應該吸收這些不同的見解，並且應該非常歡迎這樣的討論。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只有辯論才能刺激新觀點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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