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9上海城市娛樂研究

序
前言
第一章 城市娛樂業的初興與演變
第一節 城市娛樂發展背景
一、經濟發展與城市娛樂功能培育
二、人口增長與城市娛樂市場孕育
三、交通、電力建設與城市娛樂環境優化
第二節 城市娛樂的初興（1840~1890）
一、洋娛樂的導入
二、傳統娛樂活動方式的轉軌
三、城市娛樂中心的移動
第三節 城市娛樂形態的轉型（1900~1920）
一、娛樂形態艱難轉型的歷程
二、娛樂轉型時期的諸多特征
三、城市娛樂形態轉型的原因
第二章 城市娛樂業的鼎盛時期
第一節 30年代城市娛樂體系的現代性
一、高度成熟的城市娛樂體系
二、娛樂設施結構調整的現代性趨勢
三、大眾化的娛樂市場
四、娛樂文化的品牌和形象
第二節 娛樂場所分類分析
一、戲院
二、電影院
三、游樂場
四、舞廳
五、公園
六、茶館
七、酒吧和咖啡館
八、賭博場所
九、色情場所
第三章 城市娛樂業的興衰交替
第一節 外患內擾:城市娛樂業由盛而衰
一、從「一·二八」到「八一三」:娛樂業的兩次災難
二、經濟危機波及和「新生活」運動影響
三、市場競爭與娛樂企業的經營困境
第二節 30年代中後期:煎熬中的娛樂業
一、從天蟾舞台上座率看戲劇演出市場的衰弱
二、從金城電影院上座率看電影市場的蕭條
三、從百樂門舞廳的轉手看舞廳發展的波折
第三節 「孤島時期」娛樂業恢復性繁榮
一、城市娛樂業的短暫繁榮
二、「孤島」困境中的城市娛樂業
第四章 娛樂區的空間結構
第五章 娛樂業的經營主體和影響力
第六章 市民娛樂生活透視
參考文獻
後記

近年來，隨着「上海學」研究的勃興，國內外出現了回歸上海20世紀30年代的「懷舊熱」，尤其是對那一階段城市娛樂發展的鼎盛時期情有獨鍾，贊賞有余的情景性描述文章甚多，不少電影或電視編導也青睞有加，紛紛把鏡頭對准了這～時期上海燈紅酒綠的繁華世界。對上海城市發展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這段黃金時期進行懷舊，體現了今日上海經濟社會迅猛發展背景下的一種社會心態。勿庸置疑，30年代上海城市娛樂的發展進程確實存在不少值得后人懷舊、贊美甚至為之自豪的地方。不過，人們對「夜上海」的了解從來都不是一個在量化統計基礎上的概念，更沒有一個全貌的認識。而近年來出現的過度商業性渲染和功利性炒作，無疑更加扭曲了這一時期歷史發展的真實性。

歷史學最基本的任務就是解讀歷史，而解讀歷史的前提是還原歷史，盡最大可能接近真實的歷史。樓嘉軍同志所著的《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一書，對於還原這一階段上海娛樂業發展的歷史原貌，全面系統地了解和認識30年代的娛樂業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這部著作是樓嘉軍三年博士生期間對上海城市娛樂業潛心研究的結晶，也是近年來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和城市文化史研究過程中的一項可喜成果。本書付梓在即，樓嘉軍希望我寫幾句話，我欣然應允。

我和樓嘉軍相識已二十余年了。雖然他稱我為老師，實際上我們年齡相差不多，嚴格地說是亦師亦友的關系。1982年，他考進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我擔任他的班主任。那時他就已對文化研究表現出很高的熱情，記得本科畢業論文的題目選的就是「文化移動淺論」，其中有些觀點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后，深受數位當時頗具名望的教授的贊賞，有關內容隨后也在相關的刊物上發表。大學畢業留校后不久，樓嘉軍轉至旅游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進一步擴展至以上海為對象的城市旅游和休閑娛樂文化領域。2001年，他決心繼續深造。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選定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城市娛樂業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主攻方向。這部著作就是樓嘉軍近年來對上海城市娛樂業研究成果的匯總和展示。

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一書將30年代上海城市娛樂業置於當時的上海城市現代化演進的歷史背景下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當下，由於學術風氣的不嚴謹，人們諱言「填補空白」。但是，對於樓嘉軍的這本書我可以大膽地說，就目前國內外有關上海城市娛樂業的研究現狀而言，這本著作不僅以其研究的系統性、資料的翔實性而填補了這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在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也具有啟迪意義，對當今上海城市娛樂業的發展和政府的宏觀決策同樣體現出可觀的借鑒意義。

縱觀全文，我以為這部著作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資料翔實，研究扎實。作者憑借地處上海研究上海的天然優勢，先后花了數年時間，埋頭上海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充分利用了上海檔案館藏的較為完整的中國電影史資料和其他的上海娛樂業檔案，以歷史檔案和原始數據為研究依據，分門別類、較為完整地梳理出了上海自開埠以降城市娛樂業發展的基本軌跡，划分了娛樂業發展的歷史階段並總結了各階段的特點，提煉和歸納了30年代娛樂業處於鼎盛時期的基本特征，詳細闡述和論證了上海城市娛樂業興衰演變的歷史過程，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海娛樂業動態演變的內在規律，為我們勾勒出一個繁華上海的較為真實的面貌。無庸諱言，這對我們全方位認識和把握20世紀初期上海城市展開的「現代化」過程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實證研究和量化分析相結合。一般說來，在歷史研究中，敘事和描述是常用的方法，但是卻易流於歷史表象的解說，難以深刻與深度地還原真實的歷史。而樓嘉軍則利用檔案制作了不少圖表，運用大量的數據統計，在實證研究和量化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敘事和描述，不僅可信度更大，而且更能使我們貼近歷史發展的真實本質，清晰察看歷史波動的演變軌跡。學術界不乏對30年代上海城市娛樂文化產業繁榮的描述熱情，卻很少有人願意去作細致的數量統計和分析，隨着30年代研究熱的興起，人們對這一時期的認識似乎已經脫離了歷史的真實而達到了盲目崇拜的程度。但是如果要了解當時的真實情形卻沒有數量的衡定，熱衷於此的人們就只能仍然局限於語句描述和定性分析的層面。樓嘉軍則力避此弊，通過電影院、戲院等娛樂場所數量、容量、娛樂人數、上座率等數據的精確統計，以及橫向和縱向對比與分析，簡潔而又比較准確地勾勒出了上海娛樂業繁榮的基本概貌以及其在國內的領先地位。如通過對娛樂場所數量和容量等數據的計算，推算出了上海娛樂市場的基本容量規模。從而概算出上海繁榮的代表——娛樂業的基本概況。這一研究結果使我們第一次能夠通過數據比較去真實感受上海娛樂業發展的繁榮程度和演繹的先進性趨勢。又如，對於電影院和戲院的觀眾上座率和經營效益的研究，過去的論著多為籠統性描述，缺乏實證性分析。樓嘉軍運用上海檔案館珍貴的原始統計資料，分別以當時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天蟾舞台和金城電影院為個案進行實證研究，還原了30年代中晚期上海戲院和電影院較低的觀眾上座率與虧本經營的歷史真實性。這對我們客觀評價30年代娛樂業的發展狀況提供了新的視角，對推進研究的深化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使研究的結論更為周詳和可信。

再次，注重上海城市娛樂業空間布局模式的探索。30年代上海娛樂業在空間上是如何分布的，以往的論著鮮有涉及，形成了娛樂業研究的空白地帶。樓嘉軍能夠獨辟蹊徑，從空間角度對30年代處於黃金發展時期的娛樂業的空間結構形式、布局特點進行有益的探討。樓嘉軍對娛樂業空間布局模式的開創性研究，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有助於進一步推動30年代城市娛樂業的研究向縱深發展：一是建立了30年代上海娛樂業發展的空間布局模型，提出了以南京路和西藏路交匯處為核心的中央娛樂區以及其他11個次級娛樂區共同構成娛樂區空間的布局結構。二是發現了娛樂區在空間上的分割規律。三是借助於娛樂區的空間布局結構，揭示了20世紀初期上海城市居民娛樂生活現代性和成熟度在空間區域的演變軌跡和遞進過程。毫無疑問，樓嘉軍勇於學術探索的精神和敢於學術創新的理念是值得贊許和肯定的。

當然，樓嘉軍關於30年代上海城市娛樂的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毋庸回避的。在城市娛樂理論和娛樂文化闡述的系統性和深刻性等方面尚顯不足，有些研究結論也還有待深化。

樓嘉軍同志從事城市旅游與休閑娛樂研究多年，發表了數十篇相關的研究論文。這部著作體現了作者對20世紀初期上海城市娛樂業進行多年研究的深刻思考過程，更映了作者勇於探尋的責任感和敢於創新的使命感。作為導師，我為樓嘉軍同志取得這樣的學術成果而高興，同時也企盼他能夠再接再厲，不斷進取，有更多的學術成果問世。

忻平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