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11日國際經濟學會（IEA）圓桌會議「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召開。會議以中國比較經濟學研究會（CACES）、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的名義承辦，中信集團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給予大力支持，中信出版社《比較》編輯室負責會務工作。國際經濟學會候任主席青木昌彥教授和國際經濟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吳敬璉教授共同主持了本次圓桌會議。
國際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於1950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其宗旨是促進各國經濟學家的溝通與合作，關注理論與現實問題。該機構享有崇高的學術聲望，會員遍布全球，著名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肯尼思·阿羅、阿瑪蒂亞·森和雅諾什·科爾奈等先后擔任過該學會的主席。圓桌會議是國際經濟學會的主要活動，平均每年舉辦一次。本次圓桌會議是首次在中國大陸召開，從當前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以「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為題，共包含四個專題：
（1）東亞經濟奇跡的回顧；（2）拉丁美洲發展的經驗和教訓； （3）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道路的比較；（4）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珀金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罔崎哲二、日本政策大學院教授和越南政府改革顧問大野健一、韓國首爾大學教授朴英哲、亞洲開發銀行專家李鍾和、智利天主教大學教授菲利普·拉蘭、中國發展基金會盧邁秘書長、康奈爾大學教授考希克·巴蘇、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普拉納布·巴丹、倫敦經濟學院許成鋼教授和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防等作了專題發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全國社保理事會副理事長高西慶、全國政協常委陳清泰、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經濟系主任白重恩、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人力資源系教授王一江、清華公管學院教授薛瀾和崔之元、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應用政策系主任蔡洪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教授何平、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郝福滿、張春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首席代表維維克·阿羅拉以及阿特·侯賽因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參加會議討論和評論。
與會中外專家學者就東亞經濟奇跡和發展模式，以及拉丁美洲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回顧和評論；對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政治體制完全不同的亞洲大國的發展道路做了比較；並深人討論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人的階段，什麼模式和政策選擇才能夠保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這兩天會議的四個專題由一條主線貫穿：如何從一個發展中國家進入現代國家，什麼樣的制度模式對經濟增長是支持的，是可持續的。會議對歷史和國別的發展進行了比較，重新審視了拉丁美洲和北美在百年前的貧富對比，一個資源豐富的地域為什麼落后了；非洲和亞洲在半個世紀前的貧富對比，從現實和數據上不被當時權威學者和政治家看好的亞洲如何快速發展起來，把非洲遠遠地拋在了后面。東亞的經驗表明，當一個落后國家開始起步的時候，一定的威權主義政府和政治體制可以調動資源取得經濟增長，從而突破貧困的陷阱。這一點非常重要，也是有別於非洲等國家的重要特征。但會議中有學者指出：非洲國家的問題可能不是沒有威權政府，而是政府沒有用威權來發展經濟。盡管印度近年來有其成功之處，印度仍然可以用來作為一個政府威權不夠或民粹主義影響了經濟發展的例子。近期的發展主要是在不依賴於基礎設施的服務業，沒有更強的政府執行力，制造業要發展依然困難重重。即使是現在的發展也是危機所帶來的政府作為的后果。屈辱的歷史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振興富強的力量。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追求的目標就是經濟繁榮和國家自豪感，在這個大的目標下，不僅要減貧，同時自己變得富有，也希望某些產業能夠取得領導性的地位，從而帶來整個國家的民族自豪感。然而，高速增長一旦啟動，特別是增長持續了一段時間，就不可避免帶來不平等、犯罪、環境破壞、文化價值的退化、腐敗等等，在這個關鍵階段，社會變革就必不可少，需要跟上。政府必須要了解這些問題，有效地應對這些新問題，拿出恰當的補充性社會政策緩解矛盾，保持穩定性，就會不斷持續發展下去，完成一代人的努力。如果這個循環被打破的話，就會處於停滯的狀態。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避免走人一個軍政府和民粹主義輪番上演政治動盪的拉美陷阱，正是東亞的「修正后的精英治國模式」對「拉美迷局」的解答。這對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有重要的比較和借鑒的政策含義。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循着這樣一個路徑：早期的改革是打破大一統的計划經濟，財政分權體制激勵了地方政府乃至全國達成共識，都為了同一目標和單一任務——推動經濟的增長。而⒛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新挑戰，如環保問題、社會不公、收人分配不均等問題時，要應對多重目標和任務，扮演多重角色，選擇正確的政策和有好的執行能力，才能夠平穩發展，過渡到現代國家的行列。
亞洲的巨人印度和中國經濟的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故事。來自美國大學的著名印度裔學者以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成功作為背景來講述了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成功發展，印度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來自於國際領域，印度成為全球化的一個受益者，可能超過了中國的受益程度。但是，印度的發展雖然征兆良好，仍然存在隱憂。他們特別提到政府的不作為：干預市場的管制（勞動力市場管制和嚴重壓制企業創辦和破產的官僚體制）和政治制度（直接影響帶來了基礎設施嚴重匱乏等）的掣肘是可持續發展的大敵。他們說，印度如果不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已經到了危機的邊緣，就不會進行改革，危機帶來了契機！因此，要想不破壞經濟的發展勢頭，擺在印度和中國面前的政策選擇以及如何作出選擇十分關鍵和重要，可能存在很多走錯路的危險。盡管在過去的1／4世紀里，中國的經濟表現要比印度好得多，但也不能低估中國存在的很多結構性缺陷，如金融部門和私人企業、技術進步和環境保護面臨的挑戰、政治和社會發展不確定性對經濟穩定的潛在影響等等。中國的一半勞動力仍然留在農業領域，在印度是不到60％，中國經常被描述為世界工廠，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的制造業對全球總產值的貢獻率只有9％，而日本是21％，美國是⒛％。如何吸收數千萬的農民就業是中印兩國面臨的棘手問題。
這些在比較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權威專家們各自給出了這背后的政治經濟學道理，且相互補充，討論熱烈而深入，具有高度共識。他們期待着這樣一個會議議題可以成為固定的長期論壇，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學術作出貢獻。下面我們按專題提煉出會議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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