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心的喪失

同情心的問題與什麼是人的問題和人的同一性問題蠆關，同時也與下面的問題有關，即人在肉體和精神上受到多大程度的傷害之后仍還能堅持人性。

奧斯威辛集中營向世人發出警告，它讓我們看到沒有同情心的人會墮落到何等地步。普里默·列維在題為《這還算是人嗎？》（1992）這篇有關奧斯威辛的報道中寫道:他感到羞愧，因為居然有人想出並建立了奧斯威辛集中營。但奧斯威辛既不是第一次讓人類感到羞愧，也不是最后一次。最早引起人類羞恥感的是古希臘對兒童的殘害，一直到今天這類事還在發生，如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殘害婦女和兒童的暴行還時有發生，也經常會出現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為和青少年之間的毆斗。現代社會政治現狀的特點是：一方面官僚統治得到進一步鞏固，另一方面人類在不斷地發泄極度的憤怒。

為什麼今天在世界各地，經濟的崩潰、衰退、戰爭、玻壞、仇恨、兄弟反目、暴力、吸毒、犯罪、對婦女和兒童的歧視、野蠻和殘暴行為日益加劇了呢？難道出現這一危機的 原因僅僅是國家、經濟和技術的問題？不，這一危機涉及到人的定義，涉及到我們自己對人的理解。我們自豪地聲稱我們生活在「文明」之中，但是控制這一文明的法律和權力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危及我們身心健康的機制。

那麼，為什麼不從我們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呢？為什麼生活在信息社會並有很高的科學認識水平的我們，卻又一次落后於歷史呢？今天，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人與人的依賴性越來越緊密，但同時相互敵對的氣氛也日益增長。為什麼人會反對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東西，反對他們共同擁有的東西呢？

有關什麼是人的問題遠遠超出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范疇。奧斯威辛向世人發出警告，提醒我們人會惡到何等程度，當然它也有權利提出人到底是什麼的問題。

很難對此作出回答。我們的現實要求以及形成我們的自我理解和意識的東西都是服從於社會制度，也就是說，都是由外界的事物所決定。下面作者試圖要說明的是存在着迫使我們把權力和服從看做是我們的自我目標的勢力，結果造成了我們本來向往溫暖和愛的要求離我們遠去，甚至被我們所否認。這些脫離我們的要求被充滿破壞欲的經驗所取代，這些經驗導致了個人的分裂。

許多人在回答什麼是人的問題時，會提到人扮演的社會角色。如果以此來定義人的話，就會把人同社會角色和符號等同起來。一旦發生社會變革，出現經濟和政治的混亂，這些定義就會不起作用，因為人扮演的角色會逐漸失去其意義。這時社會就會動盪不安，人們就會惶惶不安，不知道他們置身於何種地位並感到受到威脅。有些人就會試圖強行恢復過去的狀態，因為他們認為舊狀態會帶回他們失去的同一性。歷史學家們提到過失去同一性和重新產生同一性的歷史階段，但他們沒有提出過人的同一性是否真的產生於社會角色的問題。但這樣的一個定義是排斥了我們做人的真正含義，而只把人局限在人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即維持權利和服從的那部分。

盡管如此，對人的這種定義占據主導地位並決定了我們的思維。但如果我們把人的同一性與人的認同混為一談，我們就不得不把民族主義也看做是人的同一性的表示。我們也就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即這種民族主義會演變成暴力、對弱者——婦女和兒童的欺凌、謀殺和戰爭。我們通過接受這種民族主義的同一性，就會使自己對此俯首貼耳，就會成為這種同一性的犧牲品。

同一個國家及其風俗的認同，參與共同的經驗、希望、快樂和悲傷肯定會使人有一種從屬感和安全感。我們是社會的成員，為了身心的成長需要其他的人。但是出於一種認為自己有缺陷而與權力認可的做法就會導致人失去同情心。

能說明這一點的典型例子是法西斯主義，不管其來自於右傾還是左傾。那些在紀律嚴明的團伙或在軍隊里找到自己位置的人通過對權威符號的認同而願意服從命令，他在這種認同中感受自己的同一性，目的是通過有組織的或虛無主義的暴力使自己得到發泄。一個把自我責任心移交給上級組織的人是一個異化的人。他會被沖動的情感所俘虜，這些情感脫離了本源，變成了支離破碎的經驗。那些從認同權力和權力符號中獲得同一性的人失去了做人的基礎，他們的自我理解會有助於維持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社會制度。從而也就開始了一個怪圈。

還有一種危險是來自於「官僚化」的人物，這些人用義務來取代良心，用與權力的認可來取代自己的同一性。這樣在很高的組織層面上就會發生暴力和謀殺行為，而且又都是運用高科技的手段。但這樣做事實上僅僅是為了掩蓋同情心的異化。

同情心是我們內心抵御非人性的堡壘。我們的文明史不僅同壓制和扭曲同情心交織在一起，而且對同情心的壓榨和扭曲也是文明史的基礎。這本書的宗旨就是要介紹同情心的歷史、其發展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