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廳孩子們的懷念

前言
代序：傷心最是一月八
伯父教育我們永遠以人民利益為重
越是與伯父關系親近的人，他的要求就越嚴格，就越要按照國家的需要，人們的需要，形勢的需要，帶頭到最基層、最艱苦、最邊遠的地方去做個普通勞動者。
我們兄妹四人的參軍史
他們對我們四人參軍的問題，在態度上、做法上，截然不同，但原則卻一樣:一切從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一切以普通百姓的標准去要求。
伯父不同意把我過繼給他
「假如我要了這個孩子，她以後就會認為自己很特殊，認為自己比兄弟姐妹更優越，而其他的孩子會認為我這個做伯伯的很不公平。」伯父的基本態度是:對人很公平。
周家有男當勞模
在伯父對我們的希望的後面，反映著他內心深處最終極的人生追求——對勞動大眾的尊敬，對公仆一詞的詮釋，對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社會的渴望。
牢牢伯伯的教誨永遠扎根草原
當伯父看到我身旁蒙古袍騎馬放牧的照片時，高興地對伯母說:我們的秉建像個蒙古族姑娘了。他們給我回信告訴我，要加強改造世界觀，繼續前進不停步。我應征入伍後，伯父勸我重回草原，和牧民生活在一起。
一篇連載文章獻給爺爺100年誕辰
爺爺在世時，常自豪地對人介紹:「這是我的孫女，是我們周家的第一個工人。」
附：周家的第一位女工——記周恩來的（亻至）孫女周國盛
學習周恩來精神
我們兄弟姐妹都能按照他的囑咐，認認真真工作，平平常常做人，甘當普通勞動者，甘當人民勤務員。這是我們黨在那個時代思想教育的主旋律，也是周總理公仆意識在他總理生涯中的實踐。
附：周秉宜答大學生問（2006年4月23日於中國農業大學）
家
我出生後幾天，就在襁褓里朝著周爺爺和鄧奶奶笑起來；幼兒時，我在西花廳的地毯上玩耍、睡覺。雖然我在國外生活了三十年，已成家立業，但是，我的心靈深處卻一直有著這樣的「家」——西花廳。
周伯伯和鄧媽媽的革命情懷永駐我心中
我父親到河南，隨國務院工作組解決當地出現的天災人禍問題。我母親生下我剛出院，鄧媽媽就親自來我家看望，為我取名叫漸漸。周伯伯至純的人格和對人民發自心底的愛在感染和啟迪著我們。
親情永系西花廳
50年前的日記，記錄了鄧奶奶對我及家人無微不至的關愛。我3歲的時候，鄧奶奶就為我配眼鏡，使我能用正常的雙眼生活了40多年；我四五歲的時候，我就進過周爺爺的辦公室，為周爺爺贏得一分鍾的休息。
童年憶事
小時候，我特別受到西花廳去玩。那可是我們的兒童樂園呀，可以上汽車，捉蝴蝶，睡皮沙發，摘海棠，看電視。當我們被周爺爺的胡子扎得又刺又癢的時候，就大聲尖叫著拼命往周爺爺的懷里躲。鄧奶奶總是慈祥地笑著，經常送給我們一些小玩意兒。
童年蓄藏的一段溫馨
雖然是唯一一次與周伯伯、鄧媽媽的見面，但是溫馨的記憶陪伴了我一生。兩位老人送我的小瓷器，見證了這幸福的時刻。可愛的小動物四重奏，永遠彈奏著歡樂的樂曲。
時光短暫，思念永存
周伯伯、鄧媽媽和我們一起歡度兒童節，實在是太幸福了。周伯伯送我自行車，我高興得不得了。陪周伯伯過新年，一起遙祝鄧媽媽新年快樂。目睹鄧媽媽送的三件珍貴紀念品，我潸然淚下。這是思念的淚水，崇敬的淚水，幸福的淚水，激勵的淚水。
陽光燦爛
6歲的小女孩，答對了周伯伯出的拼音考題，周伯伯以美麗的糖果給予獎勵，小女孩又高興地跳起舞來┅┅
最難忘的
童年中最美的地方是西花廳，我在那里度過的童年時光幸福、快樂。「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花廳，感覺特別失落。在鄧奶奶一人在西花廳生活的日子里，我和鄧奶奶擁抱在一起，百感交集，眼淚抑制不住地流下來。我總不能相信，周爺爺已經離開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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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一個極平常的日子卻因為一位偉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幾分凄涼悲壯，而增加了無限的哀思愁緒。每逢這個日子，我就會回想起當年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圍，就會感受到當年那萬人空巷送總理的感人場面，就會追憶起當年我手捧着總理的骨灰摻和着悲傷的淚水緩緩地、緩緩地將它撒向祖國的江河大地……每逢這個日子，我的心就會顫抖，淚眼中浮現出那難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一個不祥的念頭在我腦海中掠過，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願意去證實那我們億萬人民最不情願面對的事實，尚未聽清對方的通報，淚水已模糊了我的雙眼。此后幾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我自20世紀30年代起即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40年的風風雨雨，40年的諄諄教誨，40年的關懷愛護，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難以言表。然而，這時黨中央已任命我為周總理治喪辦公室副主任，我必須強忍着悲傷為敬愛的總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時，仍然是「四人幫」當道。他們肆意橫虐，提出種種限制，刁難人民群眾悼念自己的好總理。羅瑞卿大將在總理生前關懷下，從監獄里剛出來，正在福建就醫。「四人幫」以京外人員不得進京為由，不允許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喪辦公室，便給我打電話請我幫忙。我回答他說: 「你是中央軍委的顧問，當然是京內的人，可以回來。」李鵬同志當時在水電部工作，他的父親李碩勛烈士是總理的老戰友，李碩勛犧牲后，李鵬母子受到總理多方面的關懷照顧，可是他們也被剝奪了與總理告別的權利。李鵬同志找到我，我當即安排他們母子與總理見最后一面。李鵬同志的母親趙君陶大姐看到總理憔悴的遺容，當場暈倒過去。長期擔任總理警衛任務的龍飛虎同志（原福州軍區副司令員）、慕豐韻同志（原公安部局長），一個「下放」在陝北榆林，一個尚未「解放」，我設法通知他們，並安排他們向自己最敬愛的首長致以最后的敬意。當時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認識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盡量給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飯店的朱殿華師傅，他給總理理了二十余年的發，兩人感情至深。總理病重期間，朱師傅多次懇求去給總理理一次發，總理怕朱師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難過，寧肯自己的胡須長得很長，也謝絕了朱師傅的好意。如今，誰也無法再阻止這位老人的請求，他飽含熱淚，小心翼翼地為總理理完最后一次發。事后他告訴我，為了表達對總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懷念，他悄悄地將總理的頭發屑保存了起來。這就是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和一個平民百姓之間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總理無私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人民，甚至連自己的骨灰都毫無保留地歸還給了養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據周總理的遺願，他的遺體將送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這對全國人民來說，不啻又是一聲晴天霹靂。連日來，電報像雪片一樣飛往治喪辦公室，人民群眾強烈要求保留住總理的遺體，以便今后瞻仰。我的辦公室里也電話聲不斷，許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讓總理離開我們。我把他們的請求轉告給了鄧穎超大姐，鄧大姐說，「感謝大家的好意，但燒骨灰、撒骨灰是恩來生前和我約定的，這也是一場革命，希望你們理解、支持。」她囑咐我和統戰部副部長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隨即請來北京市民政局局長馮晉臣同志，叮囑他要萬無一失。下午3時許，總理的靈車緩緩地離開北京醫院，駛向長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們扶老攜幼，冒着凜冽的寒風，自發地佇立在道路的兩旁，秩序井然，像往日迎候着總理的來，今日又目送着總理的去。靈車所過，哭聲四起，撕心裂肺，人們翹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總理，希望自己的好總理再看一眼他心懸不下的人民。靈車最后駛入八寶山，總理的遺體靜卧在鮮紅的黨旗下，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鄧大姐向她的親人、戰友作最后的告別。人們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閘門，任其宣泄，一下子撲向總理的棺槨，嚎啕大哭，希望喚醒總理，希望留住總理。最后的告別終於不可避免了，在人們的哭喚中，身穿嶄新制服的殯儀工人戀戀不舍地將總理的遺體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爐，熊熊的烈火燃起，總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