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學30年(1978—2008)

序言
當代中國歷史科學鳥瞰
新中國考古發現及其對認識中國歷史的貢獻
當代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幾個特點
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民國史研究概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述論
近年來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的進展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
中國的戰後國際關系史研究
中國地方史、區域史、民族史研究
30年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學科的繁榮與發展——兼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
近30年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
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百年滄桑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異軍突起
30年來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新發展新成就新境界——近30年來的中國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
中國城市史研究綜述（1986－2006）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宗教史研究概述
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概況
30年來的中國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
夏商周斷代工程和清史纂修工程簡述
中國的史學研究機構及其研究狀況
中國歷史學與歷史教育
附錄 中國歷史學的現狀及發展前景
編後記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對于中國歷史來說，改革開放具有偉大的劃時代意義，因為它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30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勝利行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道上，使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不但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變革和進步，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作為綜合國力重要因素的哲學社會科學，30年來的發展歷程和取得的可喜成就，既是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是因改革開放而更加煥發起來的我們民族生機勃勃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生動體現。作為史學工作者，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歷史學在各個方面的成就，進行實事求是的回顧與總結，以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好地發揮歷史學鑒古知今、資政育人的作用，努力創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科學，應該是很有意義的。這也是對改革開放30周年的最好紀念。

組織編輯這部書的更加直接的原因，則是因為向國外同行們介紹中國歷史學現狀的需要。2007年9月15日至18日，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　07年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90余位歷史學會的負責人與會，國際歷史學會主席Jose Luis Peset教授主持了會議。作為會議的承辦單位，應國際歷史學會執行局的要求，中國史學會組織了一次專題報告會，邀請我國9位史學家，就中國歷史學的各個方面，向外國學者介紹情況，並現場回答提問，進行學術探討與交流。雖然會議進行了整整一天，涉及的內容又是比較專門的學術問題，但會議開得生動活潑，客人們也听得津津有味，表現了對中國歷史學的深切關注和濃厚興趣。連已近九十高齡的俄國著名史學家齊赫文斯基院士，也自始至終不離會場一步，他多次謝絕了我們請他稍事休息的建議。這既使我們深受感動，也使我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史學工作者肩上的重大責任和巨大壓力。本書就是在那次會議各位講話稿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增補而成的。

收入本書的22篇文章，除了海鵬同志那篇是綜合性的評述以外，其余各篇都是從歷史學的某個分支學科、研究領域或工作方面來談的。所以采取這樣的方式，主要原因是歷史學的學科範圍太廣、分支學科太多的緣故。每個人只談自己較為熟悉的一個方面，談得就可以深入透徹一些，也可以更加切近實際一些。而把這些鏈接在一起，就相當完整地勾勒出中國歷史學30年來發展變化的全景。相信讀完這些之後，我們都會為這些年來中國歷史學所取得的進步和成績感到欣喜，感到振奮。

學術發展史告訴我們，任何一種學術，任何一個學科，只有存在著巨大的社會需求，並且這種客觀需求越來越深刻地為社會所認識和了解時，才可能得到迅猛的發展和進步。社會條件和社會需求是推動學術發展和繁榮的最有力的杠桿。中國歷史學30年來的飛速發展，除了史學界同行們潛心鑽研、刻苦治學、勇敢探索，充分發揮了史學工作者的主觀能動性之外，還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如果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如果不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指導，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提供的穩定政治環境和雄厚物質條件的保證，如果沒有中央關于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決策，如果沒有有利于優秀科學人才的培養使用、優秀學術成果的發表推廣的良好機制，如果沒有同國外學術界的廣泛交流與合作，要取得這樣的成績是難以想象的。 ，

胡錦濤同志在談到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時，講過一句充溢著歷史主義精神的話︰“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這種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態度和方法，同樣適用于對中國歷史學發展歷程的判斷和認識。我們在充分肯定新時期歷史學的長足進步和飛速發展時，自然也不應該忘記，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打下的堅實基礎，當然更不能把將近60年的史學發展史加以人為的割裂和絕對的對立。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最簡單也最有說服力的事實，就是歷史本身。“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歷史學是受到摧殘最嚴重的一個學術領域，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歷史學也正是“撥亂反正？最迅速、在新的起點上起步最快的學科之一。如果不是憑借新中國成立後打下的理論基礎、學術基礎、隊伍基礎，要實現這一點是根本不可能的。

2002年5月25—30日，中國學會和雲南大學曾在昆明聯合召開過一個“21世紀歷史學展望學術研討會”，來自全國數十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70余位知名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提供的學術論文和發言，後來匯集成書，題名為《21世紀中國歷史學展望》，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兩次會議，雖然相隔了5年，討論的重點也各有不同，但內容其實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所以，關心中國歷史學現狀和發展前景的朋友們，如果能把這本《30年來的中國歷史學》，同5年前出版的那本《21世紀中國歷史學展望》結合起來看，也許能夠得到一個更加全面、更加清晰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