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跡 文獻 歷史：中外文化與歷史記憶

序/鄭培凱
周邊的歷史想象
明燭無端為誰燒？/葛兆光
——清代朝鮮朝貢使眼中的薊州安、楊廟
一 薊州城外翠屏山
二 入祠無客不傷心？
三 或是夷狄舊時風？
四 「中國人憤而未泯，故有此說」？
尾聲「寰中是誰家天下」？
歷史與記憶/李焯然
——中越史家對1406年明朝出兵安南事件的書寫
一 明初中越關系與黎季氂政權
二 明成祖出兵安南的爭議
三 異地史家的歷史記憶
四 《皇越春秋》與歷史判斷
試論吐蕃時期原始巫術中的「天靈蓋鎮厭」習俗/霍巍
——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再解讀
一 察秀塘祭祀遺址與考古發現
二 「厭勝法術」與民間信仰
三 頭骨崇拜與喪葬儀軌
考古新發現與吐蕃權臣噶爾家族/林梅村
一 有關蘇毗人的考古發現
二 吐蕃風格的器物與紋樣
三 蘇毗貴族墓和噶爾家族
澳門與中外交疊的想象
澳門的歷史與記憶/吳志良
一 歷史與記憶
二 關於澳門的兩種記憶
三 對記憶的歷史體察
不同而和，相異並存/林發欽
——從墓園看世界不同宗教在澳門的傳播
一 天主教墓園
二 基督教墓園
三 伊斯蘭教墓園
四 瑣羅亞斯德教墓園
趙氏家族與澳門/蔡佩玲
一 澳門——中西方交匯之地
二 澳門城與望廈村——中葡各自分管及紛爭
三 宋宗室趙氏家族南遷澳門望廈村
四 清代趙氏家族對澳門的影響
五 上世紀趙氏家族在澳門
六 21世紀的澳門趙家
七 如何保存歷史記憶
中外文化交流與英國畫家錢納利/徐新
一 英國繪畫的黃金時代
二 錢納利藝術在東方的兩個時期
三 素描和速寫
四 風景畫
五 人物肖像畫
六 錢納利的畫魂
歷史書寫與文化記憶/黃賢強——以張弼士為例
一 歷史上的張弼士
二 文本中的張弼士
三 「張弼士」形象的建構與記憶
新材料與歷史想象
上海道契所保存的歷史記憶/周振鶴陳
——以《上海道契》英冊1—300號道契為例
一 道契分地的定位與分布
二 開埠前上海的基層社會組織
三 開埠前上海的鄉村景觀
四 上海城市景觀逐漸形成
五 結語
歷史地名變遷的社會地理背景/王振忠
——以明清以來的皖南低山丘陵為中心
一 從地名志看徽州地名的改名和雅化
二 從方志看歷史時期地名的變遷
三 從民間文獻看地名變遷的社會地理背景
四 余論
摭實用虛，如在心目/王璦玲
——論明末清初時事劇中之當代意識、社會視野與文本建構
一 前言
二 「用當世手筆，譜當前情事」：一種具有當代意識之主題形式
三 事變、危機與歷史感之重構：明末清初時事劇產生之時代背景與其內涵歷史意識之轉化
四 時事劇中之意涵層次與其藝術技法中之虛實
五 時事劇中歷史書寫之當代意識與其戲劇化呈現
六 事態取鏡與社會洞識：時事劇復合結構中之歷史縱深與空間維度
七 時事之「境象化」與「歷史化」：對當世時事的近身敘寫與「歷史情境」之營造
八 結語

歷史是人類對過去活動、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的追索、記錄與認知。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主要是根據歷史文獻，然而，歷史文獻本身有其限制，也就限制了我們歷史認知的客觀性與整體性。中國古代就對文獻的歷史客觀可靠性提出了懷疑，如孟子讀自己相信的儒家經典，發現記載武王伐紂，既是仁義之師，何以「血流漂杵」？不免大啟疑惑，發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感慨。孟子的疑惑，反映了「歷史一歷史記憶一歷史書寫一歷史文獻一歷史認知」一連串知識承載傳遞的過程，不可避免會摻入記載書寫的主觀、片面、愛憎傾向，甚至意識形態的偏執。而且，不單單是「歷史書寫」這一環節，而是在一連串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因為人的參與，產生思想感情的評價傾向，使歷史認知的客觀性產生干擾。

20世紀以來，歷史學界對歷史的客觀性作了許多探討，不再堅信史學研究可以完全客觀，不再遵從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學方法，以為原始第一手材料（甚至檔案）的純粹實證研究就能客觀反映歷史。當今大多數史學家，逐漸跳出「材料客觀」的桎梏，對文獻中潛藏的階級壓迫、種族偏頗、性別歧視多有批評。他們雖然還力求綜合各種面向的材料，考慮到多元觀點的可能，企圖尋找相對客觀的歷史面貌，但也逐漸接受了歷史書寫的不確定性，對過去認為客觀可靠的官方歷史與文獻檔案采取了保留態庋，質疑歷史書寫成文獻的過程是否涉及了統冶階級的自我美化，是否隱藏了既得利益集團抹殺弱勢聲音的事實。

傳統歷史書寫的穩定結構受到質疑，自然就會出現各種新的理論與說法，企圖重新建構歷史書寫的方法論，最極端的就是解構主義的懷疑論，懷疑一切客觀的可能性。如Hayden White在Meta—History一書中所指出，歷史書寫與小說虛構在本質上無大差別，其同構型在「書寫」，一旦書寫，就成了書寫者按照作者書寫習慣與邏輯來逅作的活動，基本是個人或一群人的主觀思維呈現，何來客觀性？然而，過庋強調歷史書寫的主觀性，把研究歷史與虛枸小說等同起來，顯然也不合情理，甚至違反普通常識，只能當作史學方法論「矯枉過正」的一種傾向。

現代史學的發展，有幾個方面有助於我們跳出傳統文獻的限制，但又不至子陷入「歷史只是主觀書寫」的不可知論陷阱。一方面是考古文物資料的大量出現，讓我們有了許多歷史上存在的實物，它們屬於不可抹殺的客觀證據，但同時也在考驗我們解釋與論證的恩維能力。如本書中霍巍教授的論文，從藏族地區的考古發現，探討吐蕃時期原始巫術的「天靈蓋鎮厭」習俗，提出歷史蘆獻欠缺的實物證據是不可否定的客觀材料，但如何理解則成了歷史認知的工作。再笳林梅村教授對吐蕃大墓出土文物的研究，聯系到了士蕃統治階級家族生活的情況，也是過去文獻不足的。實物的出土支現，就迫使我們不能向壁虛造，不能像書寫小說那樣虛構故事，百必須迸行客觀分析與理解。

另一方面，域外材料的大量出現，增補了過去以中國本土為中心的文獻之闕失。這些新材料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關鍵是在其視角不同，提供了多元觀點比較的可能性，而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主觀臆測。本書中的論文有一大部分，都涉及中外文化接觸、碰揎與交流。如：葛兆光教授對朝鮮貢使在中國所見所聞所恩的記載；李焯然教授對1046年明朝出兵安南事件，中國與越南史家材料書寫之比較；吳志良、林發欽、蔡佩玲對澳門材料的發掘與探究，從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庋恩考歷史記憶與認知；徐新對英國畫家錢納利視角觀察下的中國印象；黃賢強對有關南洋華僑張弼士的材料與文物的分析。這些研究與探討，都能促使我代深一層去思考歷史記憶與書寫的關系，絕不能像虛構小說那樣，也不百能像文學想象那樣，海闊天空，任人翱翔。

還有一方面，是歷史文化變遷造成我們認知轉向，人們開始對過去不注意的材料發生極大的興趣，從而突出其意義。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近代史」，其實是這個意思，說的是歷史荸實雖未改變，但其意義因時代變化而轉變，史家會因自身的興趣與自身所處時代的潮流，而重視過去不值一提的事情。本書中熊秉真教授、周振鶴教授、王振忠教授、王璦玲教授的文章，都能發人深省，讓我們恩考過去以為微不足道的材料或人際關系，其實大有文章。

本書的各篇論文，都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舉辦的第干屆七新人文蓮線」研討會上發表，再經作者修訂整理結集。作為這次研討會的主辦人，對研討會的成功舉行及最後得以結集，我耍特別感謝城市大學及澳門基金會的資助，還要感謝熊秉真教授、吳志良博士的大力協助。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同事，特別是陳國成博士與陳煒楨女士，從會議舉辦到編輯出書，都悉心處理事務的細節，也要在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