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記憶60年‧編年紀事

前言 成長
第一部分 揮手
1949，開創
1950，家國夢009
1951，山河一色
1952，走向和平
1953，蹉跎歲月
1954，光芒與夢魘
1955，天下民生
1956，黃金時代
第二部分 激情
1957，紛紜世事
1958，“詩意”烏托邦
1959，滄桑十載
1960，“歲歲尋常今不同”
1961，英雄的人民
1962，寂靜的春天
1963，凋謝與“大寫”
1964，文武之道
1965，“幾年離索，錯錯錯”
第三部分 洶涌
1966，四海翻騰
1967，秋風掃落葉
1968，風起雲涌
1969，歷史中的人生
1970，木秀于林
1971，飛越，飛躍
1972，“仿佛若有光”
1973，追尋命運
1974，山重水復
1975，日月爭輝
1976，試看天地翻覆
第四部分 曙光
1977，“77級”的中國
1978，春天序曲
1979，戰爭與和平
1980，敢問路在何方
1981，對話的年代
1982，我的中國心
1983，嚴打
1984，企業元年
1985，突破的年代
1986，最難回答的問題
第五部分 世界
1987，浴火與新生
1988，淘金潮
1989，改革10年
1990，搞活
1991，虛火
1992，春天的狂潮
1993，危局
1994，寒熱夾雜的軀體
1995，新起點
1996，破局
1997，告別的年代
1998，奔馳20年
第六部分 醒思
1999，迎接新世紀
2000，邁進……
2001，世界︰我的家
2002，氣勢如虹
2003，多事之秋
2004，傳統與現代
2005，花香何處
2006，未雨綢繆
2007，音聲相和
2008，遠方……
參考文獻

“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這是中共黨內四位秀才于1959年參加廬山會議，目睹局勢急劇惡化，卻又無能為力，不得不吟誦的古人名句。詩言志，亦言史，一部共和國史，也是我們這一代人自己的成長史。60年彈指一揮間，回首來時路，何者該言，何者難言，何者又不得不言？

居然是更為年輕的一代，拿起筆，承續民間著史的傳統，來總結我們這代人親歷的共和國史，這使我感到意外，也使我從蒼涼轉向欣慰。初生牛犢不怕虎，總要有年輕一代能遺忘上一代的創傷，無知而又無畏地沖入禁區。也許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大起大落，歷經磨難，卻又生生不息的希望之所在。

本叢書作者都是記者出身，因其強烈的現實參與，敢于突破傳統史學之拘束。所謂“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大體，他們對此既有吸收，又有突破。《共和國記憶60年‧編年紀事》采用“編年”形式，《共和國記憶60年‧風雨人物》（下稱《風雨人物》）采用“紀傳”形式，但在《共和國記憶60年‧編年紀事》中，他們另立了“紀事本末”體的新形式︰“共和國台歷”。“台歷”排列60年來每一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利于讀者縱向回顧。《共和國記憶60年‧成長地標》選擇60個典型地點，從天安門開始，經一江山島戰場，至鳳陽小崗村、上海新天地，最後以義烏小商品市場、新時代新建築結束。在我有限的史學閱讀中，還從未見過這樣的史學編撰體例。年輕人大膽創新，首先應該得到肯定。

新聞乃歷史之“草稿”，記者乃歷史之“場記”。記者著史的另一特點，有鮮明的現場感，細節凸顯，栩栩如生。如《共和國記憶60年‧編年紀事》1961年條目︰

這一年糧食短缺更嚴重，以至于當時上中學的鄧樸方和同學在報紙上看到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甚至有人換算曬多長時間太陽相當于吃一個雞蛋，他們就每天中午去操場上吃“太陽雞蛋”。

對于那場災難，我們並不陌生。如上述“太陽雞蛋”，出自鄧樸方的回憶︰“人相食”記錄，出自《顧準日記））的商城部分，讀者可能分別讀到過，但引用為共和國編年史料，在這里卻還是第一次。引讀者入現場，點到即止，再不必多言。

作者之眼力，還在于能從當時的新聞版面，點出後面的歷史要穴，寥寥數筆，畫龍點楮，如1955年的“共和國台歷”︰

用“糧食部”名義印制的1955年版糧票開始在全國各地發行使用，這是中國糧票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年。

1955年，“糧票”之“開元”，這是人們容易疏忽的一年，卻是不能遺忘的一年。鄉村與城市，鴻溝在此，30年難平。此外，不服從者不得食，“戶口”之下有“糧票”，這是計劃經濟在另一層面上的一大發明。人類自有印刷術以來，從來沒有過如此之小，卻能牽制億萬人命運，因而也最為沉重的印制品。

而在《風雨人物》中，尤顯作者之膽識。如顧準、楊小凱、高耀潔、張思之等人入選，唯有他們，才能挽回一個民族在沉默年代的集體恥辱。李慎之先生難以入選，但在《共和國記憶60年‧編年紀事》起首，作者卻引用李慎之十年前“風雨蒼黃五十年”為開卷。不入選，勝似入選，瀆者自能理解這一苦心安排。

《風雨人物》也沒有忘記另一些人物。對那些留下多方面記錄的復雜人物，難以落筆的是評論，更難把握的是分寸。

如對科技界錢學森︰“一個天分極高，起點極高的科學家，由于時代的裹挾，由于意識形態的強制，不僅沒有創造出偉大的科學成果，而且丟掉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這就是錢學森一生的寫照。面對這樣的人生案例，我們無法贊美，無法抨擊，只是心中堆滿了對錢先生深深的同情。”

如小品藝人趙本山︰“在趙本山的‘忽悠’下，假李鬼登堂入室，真李逵黯然退場，這就是二人轉在全民狂歡時代面臨的尷尬局面。狡黠的農民趙本山盡管沒堅持藝術底線，卻因為既媚權又媚俗，贏得一路掌聲與喝彩。從趙本山的發跡史，多少能尋到這個時代錯亂的足跡。”

如當紅文人余秋雨︰“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迎合，是余秋雨這些年的生存砝碼。2008年6月5日，在汶川地震未滿一月之時，余先生發表了一篇著名的博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天下的父母都無法同意余大師的‘大局觀’，讓家長面對孩子的死還要保持‘動人的氣氛’，這一次連央視都沒有買賬，《道德觀察》節目就點名指責余秋雨用心不良。”

在眾多批判余秋雨的聲音中，謝泳的評價最為寬容平和。以此作結，以饗余先生︰

余秋雨看起來是一個什麼好事都趕上了的人，但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又可以說他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決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個有堅定信仰的人，他總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時代達成妥協，這是他的最大優點，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個永遠生活在當代的作家和學者，他不大考慮未來。

這里的分寸，已經不是歷史，而是現實。也只有在民間“場記”的筆下，我們才能讀到如此現實的歷史。歷史流經我們的眼前，因此方有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歷史與現實交匯如此，我們方能反過來說︰“一切當下，都將記入歷史。”

中國歷來有民間著史之傳統，“……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闕有國語；……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以“詩”易“史”，也能說通。發此慨嘆者，也是在身受宮刑逐出朝廷之後，方有《史記》。民間著史之艱難，當然在于個人可能遭遇不幸，或“厄”或“遷”或“難”，還在于官家封鎖“記憶”，壟斷“記憶”。由此而言，一部史學史，當然會成為雙方爭奪“記憶”的歷史。

謹以此，為讀者推薦此書，亦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