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樂典藏(附贈光盤)

題詞
編者寄語
前言 王文章
序 喬建中
第一篇 吹奏部分
題畫 青花 徐惠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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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家‧劉寬忍
演奏家‧曹建國
簫、尺八
寄揚州韓綽判官 杜牧詩 丘程光書
笛、弓笛
演奏家 趙松庭
春夜洛城聞笛 李白詩
演奏家 王鐵錘
吹笛 杜甫詩
演奏家 張維良
宮中行樂詞八首 李白詩
演奏家 詹永明
品蕭三味 于曙光作並書
羌笛
涼州詞 王之渙詩 苗再新書
侗笛
橫笛
鹿笛
骨笛
鷹骨笛
小悶笛 哦比
巴鳥
洞巴
勒絨
芒筒
獎
牛角
葫蘆系
笙
演奏家 弘濟樂師
演奏家︰胡生泉
秋夜安國觀聞笙 劉禹錫詩 周志高書
……
第二篇 拉弦部分
第三篇 彈
第四篇 打擊部分

這是一本介紹中國音樂文化的典籍。具體一點說，它是一本通過攝影家的鏡頭記錄下來的有關樂器、樂器演奏及相關詩文、書法等『鏡面』，讓讀者觀賞中國樂器外觀之美和感受中國樂器內涵之深的普及讀物。

樂器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後，為求得生存、發展，滿足精神文化需要而創造的器物之一。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科學考古發現證明，世界上的六大古代文明，即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秘魯，每個文明都有關于它的樂器。所以，樂器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也是不同人類文明的象征。

人類的音樂一向以人的歌唱和樂器演奏活動而呈現、傳播。千百年來，人們的歌唱與演奏，亦即聲樂和器樂，有如一對孿生兄弟，相生相長，相促相融，最終聚集成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一個又一個璀璨奪目、豐富無比的音樂文化寶庫。所不同者，聲樂僅以語言、人聲為媒介，具有較典型的『非物質』特性；器樂則以樂器為工具，既是『非物質』的，又是『物質』的。而正是這個『物價性』特征，給樂器和樂器演奏帶來一種全新的文化景觀。誠如德國音樂學家C．薩克斯所雲︰『樂器是迄今歷史上唯一可以把握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它對音樂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比較音樂學——異國文化的音樂》，轉引自《民族音樂學譯文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俞人豪譯）

薩氏所謂『可以把握』，所謂『重要的意義』，確為洞曉之見。我們看到，以物質為其第一屬性的樂器，從古到今，一直伴隨著人類物質生產方式的進步而日益發展。以中國樂器為例︰新石器時代之陶堝、陶鼓、陶鐘、陶響器、石磬；青銅時代之鐘、鋪、鐃、銅鼓以及農耕時代以來的革、木、竹、絲諸類樂器，它們或以傳世方式、或以墓葬方式保留至今，讓後人見識到樂器的物質形態與社會物質生產形態之間大體一致的歷史脈絡，從而『把握』中國音樂所經歷過的那條有形的軌跡。為此，音樂史學界的朋友乾脆把樂器稱為『看得見的音樂』，它『如同其它任何物質性的文化產品一樣，是可以確定歷史年代的東西』（薩克斯）。這就是說，由于有物質性作保障，古代樂器可以經歷數千年而存其原貌，給後人提供有關音樂歷史的某些可靠充分的證據，顯示了自身巨大的歷史價值。特別是留在古代樂器上的各種裝飾、銘文、題款，如涂于河南內鄉朱崗新石器時期陶鼓鼓身上的柳葉紋，刻在河南安陽武官村殷代石磬上的虎紋、魚紋、龍紋，以及飧、鑄在西周以來所有青銅鐘、鋪上的鱗紋、渦紋、蟠龍紋、龍紋、鐘銘，題于唐以來七弦琴上的款銘等，不僅反映了古代高超的制造工藝，更體現了具有中華文化z傳統特色的審美追求。《周易‧系辭‧上》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樂器從其『發軔』之時就在有形的器物上將文化精神融入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之中，追求『器』與『道』、物質與精神的高度統一，由此而涵蓋了更豐富的歷史內容。

對于樂器的物質屬性，我們的古人不僅感悟甚早，而且還以它為辨析樂器的第一要義。周代宮廷所采用的『八音』分類方法，就是這種認識的一個直接反映。《周禮‧春官‧大師》︰『皆播之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尚書‧堯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等文獻，均確認了這一分類法。這可以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最為完備的仿制造材料劃分類器的方法。在中國，這一分類原則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紀初。因為在電聲樂器出現以前，無論域外傳入者，還是本土沿襲者，無論是宮廷樂器，還是民間樂器，其用于制作的物質材料從未超出這個範圍。而且，古人聰明地稱之為『八音』，而不作『八材』、『八物』，為的就是要標示出這一分類法的音樂特性，這也正是後世廣泛應用的一個重要依據。如今，盡管學術界普遍接受了霍恩博斯特爾、薩克斯二人于1914年提出的體鳴、膜鳴、氣鳴、弦鳴這一依振動體自然特性分類的方法，但『八音』作為延續了三千年的一種分類體系，不僅有開創之功，就是對于當今初步接觸樂器的普通人，對于他們了解樂器的物質特性，仍有它不能取代的意義。這是通過樂器的物質特性建立在它之上的分類法所體現的又一種價值——學術價值。

除歷史和學術價值外，我認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那就是樂器作為物質產品的文化精神和品格。我們知道，在人類社會曲折而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曾經出現過難以計數的樂器，它們有的流傳至今，有的湮沒消失。內容級由當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則是出于審美習性和文化選擇。例如，彈弦類樂器，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但中國的彈撥類樂器不僅歷史悠久，而且類別特別豐富，甚至連本來是外部傳入的如琵琶等彈弦樂器，也早已成為公認的中國傳統樂器。它顯然反映出中國人對比類樂器的偏愛，更應該看成是他們從自身文化精神生活需要出發而自覺地做出的選擇。再如拉弦樂器，西方專業樂隧最終選擇了四根弦的小提、中提、大提和低音提琴，而中國則將唐宋時期從『胡地』傳入的兩根弦的『奚琴』，通過長期的演奏實踐，最終改革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拉弦族諸樂器，如二胡、中胡、低胡、板胡、高胡、椰胡等，這同樣是民族審美習性和文化選擇的結果。目前流傳在中國土地上的傳統樂器，絕大多數都有了上千年的歷史，有的甚至有了數千年的沿襲。它們所以能夠流傳至今，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每件樂器都閃耀著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精神之光。這種精神之光，通過歷代文人的觀察、提煉，永遠也留在了他們不朽的詩詞曲賦之中。僅古琴一器，就有蔡邕、傅玄、嵇康為之分別寫了三篇《琴賦》，而傅玄一人就留下《琴賦》、《琵琶賦》、《箏賦》、《笳賦》。另外，長融的《長笛賦》、王子淵的《洞蕭賦》、潘安仁的《笙賦》，也已成為樂器文獻的重要篇章。至于詩詞，更有數千首之多。他們的詩文，對每件樂器歷史、形制、結構及內涵的闡釋，皆引經據典，精闢獨到，發人深思，充滿了濃烈的人文意味。中國文人眼里的樂器，請看以下諸例︰

『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白虎通義》）

『琴者，樂之流也。』（《風俗通》）

『眾器之中，琴德最優。』（嵇康《琴賦》）

『笛者，滌也，可以滌蕩邪氣。』（《說文》）

『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馬融《長笛賦》）

『批把（琵琶）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劉熙《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