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漢民族和蒙、回、藏、維吾爾、壯、滿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集合體，中國文學是以漢民族文學為主干部份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
以漢語為主要表現媒介的中國文學，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它經歷了長達三千多年的沒有中斷過的發展歷程，以其輝煌的成就和鮮明的民族特征而成為全人類文明史上的瑰寶，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同時，它對于周邊國家文學的巨大影響，也使得中國文學曾在束亞文學中起過種子與核心的作用。
由于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並且以農業自然經濟為主要的經濟形態，造就決定了中國文學具有穩定、凝固等特征。中國文學雖然也處于不斷地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但這種過程較為緩慢，有些重要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樣式延續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前者如儒家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思想，幾乎在整個封建時代都佔據著統治地位；
後者如文言散文和五七言詩這兩種文學樣式，分別走過了兩千多年和一千五百多年的歷程。
中國疆域遼闊，方言復雜，不同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學風貌。就差異較大者言之，地域上的東西之別遠不及南北之異來得顯著。人們常常將《詩經》和《楚辭》分別作為南北文學的代表，這雖然是一種極為粗略的劃分，但已經顯示了人們對中國文學的地域性演變特征的認識。文學上的南北之分，也一直延續到清代。不過，從秦漢以來基本上作為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也就相應地使人們產生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由此而使得中國文學呈現出強烈的統一性。南北文學一方面有差異，另一方面也有交融。尤其是當國家政權處于統一而不是分裂的狀況下，文學的地域性特征常常呈現在整個文學長河中的某些支流之中。
作為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之一，中國文學具有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征。首先，它具有特別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話中，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如希臘、羅馬諸神那樣的天上神靈，而是具有神奇力量並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人間英雄，如女媧、羿、大禹等神話人物，其原型就是古代杰出的氏族首領，他們的神格其實就是崇高、偉大人格的升華。他們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種種災難，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中國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實是先民對自身力量的崇拜，神話傳說則是先民對自身集體力量充份自信的藝術體現。因此，中國的古代神話多少具有史話的傾向。這種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的特征，也貫穿于整個的中國文學。在古代中國，無論是抒情文學還是敘事文學，作家們總是把目光朝向人間而不是天國，他們關注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悲歡離合，而不是屬于彼岸的天堂來世。宗教觀念在中國文學中的比重較輕，即使在佛、道二教興盛之時，它們對文學的影響也主要體現為作家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多元化，而沒有造成文學主題在整體上偏離現實的轉移。
其次，中國文學具有強烈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傳統思想對中國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建功立業、治國乎天下是大多數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標．「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互補的價值取向則是他們的共同心態。在這種背景下，以文學為道德教化的功用觀成為古代最重要的文學思想，「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傳統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正、負兩方面的重大影響︰既為中國文學注入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使文學重視道德規範和對國家、人民群體利益的自覺維護，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主體意識，淡化了其個性自由。
第三，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功能是抒情，最重要的表現手法是寫意。盡管抒情述志和敘事寫實這兩大功能在中國文翠中都發展得非常充份，但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仍是抒情︰以抒情為主要功能的各體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發展得最為純熟的樣式，各種敘事體的文學也同樣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如史傳文學《史記》、元雜劇《西廂記》和小說《紅樓夢》等。昕以中國文學既是中華民族的生活圖卷，更是他們的心靈記錄，是人們了解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最好窗口。
第四，中國文學追求中和簡約之美。儒家倡導的中庸精神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這被概括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在文學作品中有節制地宣泄感情。中國文學在批判現實時多采怨而不怒、婉而多諷的方式，在抒發內心情感時則追求委婉曲折、含蓄深沉。同時，道家思想的影響使中國文學強調簡約的表現手法，崇尚樸素自然的風貌和完整渾成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國文學在總體上具有情思宛轉、意味雋永的藝術特征。這是中華民族平和、寬容、樸實的文化性格特征在文學中的積澱。
第五，中國文學的主要載體是漢語言文字。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具有單文獨義、一字一日等特征，所以中國文學在形式上也具有獨特之美︰字詞的簡單排列能組成涵義深永的意象，對稱手法的大量運用（以駢文和律詩中的對仗最顯著），由四聲的變化產生抑揚頓挫、回環往復的听覺美感，等等。中國文學中的賦、駢文和律詩、記、曲，都堪 稱世界上形式最精美嚴整的美文形式。
第六，中國文學由于作者群體及讀者群體的差異，可分為雅文學和俗文學兩類。前者的主要作者是封建士大夫，俊者則產生于平民之手。這兩類文學之間的關系雖然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主要的則體現為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互補關系。大致上說，源遠流長的詩和散文被視為雅文學；而從宋元時代開始產生的白話小說和戲曲則是俗文學的主要形式，它們經過充份的發展後，終于與詩文並列而成為中國文學中最重要的文體。
這幾個互相依存和滲透的特征呈現在長達數千年的創作中，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其中詩歌、散文和敘事文學各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跡，雖然這些軌跡有時是重合交叉的。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就已編定，其形式主要是四言詩。到公元前四世紀，在中國南方興起了另一類的詩歌——楚辭，其基本形式為雜言體。到了漢代，五言詩和七言詩開始興起，經過魏晉南北朝詩人的不斷努力，在聲律和儷偶兩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大分裂後形成了大統一，唐代在匯聚南北方文化的基礎上，使五、七言律詩的格律成熟了，這種格律主要著眼于以漢字四聲來諧調詩歌的聲調，體現其相間相重的形式美。唐以俊又出現了詞、曲等新的詩歌樣式，在聲律和節奏方面，顯示出越來越朝向自然和自由的發展趨勢，從而最終導致二十世紀初白話新詩的出現。
中國散文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辭與稍後的銅器銘文。專門記錄商周時代王公的言辭、政令的《尚書》，標志著古代散文的形成。《尚書》之後，散文分別向偏重于記述的歷史散文和偏重于論說的諸子散文兩個方向發展。秦漠以後的散文在形式上發展為古文和駢文兩大類。這兩類文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大體說來，魏晉六朝是駢文形成並逐漸佔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時期，而自中唐古文運動以後，古文又漸漸地確立了其統治地位，直至近代白話文興起為止。秦漢以後的散文除了敘事、論說之外，又增加了抒情的功能。在一些優秀的作家手中，散文的三種功能都得到很好的體現，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敘事文學的源頭可推至上古神話和史傳作品，但真正的文學創作則始于魏晉小說。到了唐代，傳奇小說奇峰突起，在情節結構、人物描寫等方面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與此同時，民間的說話藝術也開始發展，到宋代就產生了成熟的白話話本小說。明清時代出現的優秀長篇章回小說，標志著古典小說達到了高峰。敘事文學的另一門類是戲曲，萌芽于漢代百戲，經過唐戲弄和宋金雜劇的階段，到元雜劇而臻于成熟，以後又進一步演變為明清傳奇和近代戲曲。
中國文學批評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首先，中國文學批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少數體系完整的著作如《文心雕龍》以外，大量的文學批評表現為詩話（文話、賦話、詞話、曲話）以及形式較為特殊的評點、論詩詩等，而歷代作家的筆記、序跋、書信中，也往往保存著重要的文學批評資料。它們雖然帶來了零散、體系性不強的缺點，但同時也具有靈活、準確、精警等優點。其次，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大多數都是作家，他們的文學批評是以自己的則作經驗為基礎的，所以與文學現象之間的關系特別密切，很少有脫離創作實際的抽象理論。這還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往往以文學作品的面目出現，自身具有美文的特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文學批評有著自己的完整體系，產生了一整套獨特的理論範疇，這些範疇往往是擬象取譬以供參悟，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陸，例如「神」、「二」、「虱骨」、「意境」等等。與西方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國文學批評的範疇定義不夠明確，但含義則更加豐富、微妙，它們是根據中國文學的獨特發展過程而歸納出來的，並規範和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實際進程。中國文學批評特別重視審美感受，所以它和它的批評對象之間，保持著一種極為和諧而且互相滲透的關系。
以上是對我國古代文學的一個極為簡略的回顧。
這些文學作品及史實均由其歷代載體保存下來，先民們也已注意到如何方便地使用這些寶貴的文獻。早在三國時代，已經出現類書，從宋到清，都曾由政府主持編出規模日益宏大、編纂日益精審的這類著述。《中華大典》也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作為大典的組成部份，《文學典》總體上是依照大典的體例和框架的，同時也按照本翠科的特點和實際情況，作了某些調整。比起過去的類書，材料更為豐富，結構更為合理，檢索也更為方便。但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闕漏錯誤重復之處也還不免，希望讀者隨時見教，以便將來有機會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