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爾特（1915—1980）是已故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法國當代著名文學思想家和理論家，結構主義運動主要代表者之一，並被學界公認為法國文學符號學和法國新批評的創始人。其一生經歷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媒體文化評論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學期（1962—1976）以及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後留下了5卷本全集約6000頁和3卷本講演錄近千頁。這7000頁的文稿，表現出了作者在文學、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學諸領域內的卓越藝術品鑒力和理論想象力，因此可當之無愧為當代西方影響最大的文學思想家之一。時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學內最稱活躍的文學理論及批評領域，巴爾特的學術影響力仍然是其他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難以企及的。
1980年春，當代法國兩位文學理論大師羅蘭．巴爾特和保羅‧薩特于三周之內相繼謝世，標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乃至西方兩大文學思潮——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的終結。4月中旬薩特出殯時，數萬人隨棺送行，場面壯觀；而3月下旬巴爾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園下葬時，僅有百十位朋友學生送別（包括格雷馬斯和福科）。兩人都是福樓拜的熱愛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學實踐方式非常不同，最後是薩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內福樓拜墓穴附近。薩特是雅俗共賞的社會名流，巴爾特則僅能享譽學界。
1976年，巴爾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資歷的背景（據說20世紀50年代末列維一斯特勞斯還曾否定過巴爾特參加研究生論文計劃的資格），在福科推薦下，得以破格進入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1977年1月，挽臂隨其步入就職講演大廳的是他的母親。8個月後，與其廝守一生的母親故世，巴爾特頓失精神依持。在一次傷不致死的車禍後，1980年，時當盛年的巴爾特，競“自願”隨母而去，留下了有關其死前真實心跡和其未了（小說）寫作遺願之謎。去世前兩個月，他剛完成其最後一部講演稿文本《小說的準備》，這也是他交付法蘭西學院及留給世人的最後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書《寫作的零度》，則是他結束6年療養院讀書生活後，對飽受二戰屈辱的法國文壇所做的第一次“個人文學立場宣言”。這份文學宣言書是直接針對他所景仰的薩特同時期發表的另一份文學宣言書《什麼是文學?》的。結果，30年間，沒有進入過作為法國智慧資歷象征的“高等師範學院”的巴爾特，卻逐漸在文學學術思想界取代了薩特的影響力，後者不僅曾為“高師”哲學系高材生，並且日後成為法國二戰後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如今，薩特的社會知名度仍然遠遠大于巴爾特，而後者的學術思想遺產的理論價值則明顯超過了前者。不過應當說，兩人各為20世紀文學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遺產。
如果說列夫‧托爾斯泰是19世紀“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我們不妨說羅蘭‧巴爾特是20世紀“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請參閱附論《羅蘭‧巴爾特︰當代西方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歐洲兩個世紀以來的社會文化內容和形成條件變遷甚巨，“文學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學之“思想”不再專指作品的內容（其價值和意義須參照時代文化和社會整體的演變來確定），而須特別指“文學性話語”之“構成機制”（形式結構）。對于20世紀特別是二戰後的環境而言，“文學實踐”的重心或主體已大幅度地轉移到批評和理論方面，“文學思想”從而進一步相關于文學實踐和文學思想的環境、條件和目的等方面。後者遂與文學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與作為文學實踐“材料”（素材）的內容（“所指”）研究疏遠。而在當代西方一切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領域，處于文學科學派和文學哲學派中間，並處于理論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間的羅蘭‧巴爾特文學符號學，遂具有最能代表當代“文學思想”的資格。巴爾特的文學結構主義的影響和意義，也就因此既不限于二戰後的法國，也不限于文學理論界，而可擴展至以廣義“文學”為標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選的這套“羅蘭‧巴爾特文集”，目前包括10卷12部作品，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羅蘭‧巴爾特文學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權問題，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將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關心巴爾特文學思想和理論的讀者，當然可以參照國內其他巴爾特譯著，以擴大對作者思想學術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還精選了菲利普‧羅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爾特評傳︰《羅蘭‧巴爾特傳》（1985），作為本文集的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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