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傳

代序 有思想的學問家——關于章太炎（陳平原）
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來中國政治和學術的鳥瞰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滿洲政府的罪惡
第三節 民族主義的淪沒
第四節 帝國主義的猖狂
第五節 固有學術的消沉
第二章 革命元勛的章先生
第六節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
第七節 會見國父痛駁康有為時期
第八節 光復會時期
第九節 入獄時期
第十節 編輯《民報》時期
第十一節 功成後的做官
第十二節 功成後的被幽囚
第三章 國學大師的章先生
第十三節 治學與師友
第十四節 革命不忘講學
第十五節 語言文字學上的貢獻
第十六節 文學上的貢獻
第十七節 史學上的貢獻
第十八節 經子及佛學上的貢獻
第十九節 對于中印文化溝通的期望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
第二十節 對于甲骨文的始疑終信
第二十一節 對于全面抗日的遺志
第二十二節 先生的日常生活
第二十三節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附錄一 《馗書》選
附錄二 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許壽裳）
附錄三 作為著述家的許壽裳（陳平原）

身兼半士與學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屢遭世變，多次卷入政治斗爭旋渦，可依然著述、講學不輟。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學術；晚年闡揚國故，可也呼吁抗日。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徘徊，是清末民初學者的共同特區建設征；章太炎的好處是干什麼像什麼，是個大政治家，也是個學者。後世學人關于民國以後的章太炎是否“退居于寧靜”的爭論，未免過分集中關注其政治生涯。換一個觀察角度，由從政轉為問學，很難簡單認為“頹唐”或“消極”。在我看來，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國最博學、思想最復雜高深的人物。魯迅稱章氏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我則貨幣于將其作為“有思想的學問家”來考察。

一

談論章太炎的思想與學術，很難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龐雜且變化多端，根本無法“一言以蔽之”。前人關于章氏思想發展的分段，頗多可議之處。關鍵不在分段時提前幾年抑或推後幾年，而在使用的理論尺度以及無意中表露出來的論者的學術思想。

最常見的弊病是過分依賴歷史事件，而不大考慮對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戰爭、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當然會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打下烙印，可將其作為分段依據則嫌牽強。外在的政治事件與個體的生命體驗和思想學術追求不能畫等號，尤其是像章太炎這樣有極強烈的獨立意識的思想家，根本不會隨時勢流轉。將個體感受直接依附于外界發生的政治事件，說成是其“必然的反映”，而不尊重個體獨特的生存處境、感情世界以及內在思路，所有歷史人物的思想發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

與此相關系的是，過分突出所謂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斗爭（或光復會與同盟會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動作為主人的唯一依據，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與復雜性，使得歷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識分子上下求索，許多見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時難斷是非曲直。只因為辛亥革命成功，就斷言“革命”是好“立憲”是壞，未免過于草率。史學家呂思勉曾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君主和民主比較，自然君主較舊而民主較新；可將革命和立憲比較，“革命是吾家舊物，而立憲的觀念則來自西洋”（或者說革命是舊而立憲是新）。主君主立憲的康、梁與主民主革命的孫、章，都不是“新舊—中西”（更不要說“進步—落後”）這樣簡單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章太炎自述思想變遷，有一句話很精闢︰“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薊漢微言》）社區規劃 話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體闡釋五花八門，尤其是關于“真”、“俗”的界定。比如，隨順眾生為俗，破除迷妄為真；具體事物為俗，抽象哲理為真；史學為俗，哲理為真；學以臻用為俗，實事求是為真；儒學是俗，佛學是真；經驗現象是俗，心靈本體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頗多精彩之論。不過，倘以這假定性的“真俗”說稀量章氏一生，其“轉俗成真”與“回真向俗”恰好落實在兩次系獄。“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此乃未經“真”洗滌的“俗”；“及囚系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此即“轉俗成真”；“癸甲之際，厄于龍泉，始玩爻象，重籀《論語》”——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獄，三年幽禁，前後兩次被囚，精神狀態大不一樣，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慮，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學術追求，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轉變。這種轉變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和《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對此也含糊其辭；為了論說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劃分︰第一次墨跡以1906年出獄東渡日本為界；第二次轉變以1915年幽禁中作《薊漢微言》自述“回真向俗”為標志。以此二變三段來把握章太炎的思想變遷，相對強調內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動，價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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