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源遠流長。早在上古時期，古代先民，包括游牧族群，就創造了粗獷、樸拙的原始岩畫、地畫，寄托著對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活躍在浙東余姚河姆渡平原的原始先民，亦開始嘗試在器物上刻畫豬、稻穗和雙鳳朝陽的圖案，表達對生活的熱愛。以後歷經奴隸、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美術的發展，更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起伏宕蕩，內涵豐富，佳作不絕，蔚為大觀。人們在書法篆刻、繪畫、雕塑、建築、工藝美術、美術理論等方面皆有出色的成就。先人們創造的藝術品，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情趣、聰明才智，而且還向世人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奮斗精神與凝聚之力，成為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中東方的擎天巨樹，蒼郁挺拔，生機勃發。
我曾在北京長安街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歷史學的研究，以後又回到故鄉杭州，在西子湖畔的中國美術學院從事美術學的教學，雖然歷史學與美術學是兩個不同領域的學科，前者以政治、經濟為大端，後者以視覺美學為大端，但兩者卻有著不解之緣；歷史產生了美術，美術豐富了歷史，它們都折射著過去，啟發著現代，發展著將來。而且，歷史文獻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美術作品產生的社會環境，美術作品則可以更直觀地反映歷史文獻所論述的社會。我的導師謝國楨先生（1901—1982年）晚年曾著有《兩漢的社會生活》一書，以漢畫像及《漢書》、《後漢書》文獻互為左證，論述漢代歷史。受其影響，當我閱讀史籍、欣賞美術作品時，就有一種將兩者聯系起來的欲望，以求互得益彰之效。
值得慶幸的是，我曾長期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翻閱明清檔案，欣賞明清藝術品；並跋山涉水到過青海、西藏、新疆、雲南去考察中國少數民族的美術；以後又有機會去台北故宮欣賞祖國的千年遺珍；還飛赴歐美日俄、東南亞考察散藏各地的中國藝術品，能從大量的文獻與美術品中領悟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那律動的脈搏和起伏的呼息。我想，以歷史學研究的方法去審讀美術作品，或以美術作品為史料研究歷史，應當是擺脫歷史學與美術學互不往來積習的良方，也是克服學究氣與腐儒風的佳藥。
正當我嘗試這樣做的時候，一個很好的機會降臨了。1999年、2002年、2004年，鄭培凱教授三次邀請我到他所領導的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有關中國古代美術與社會歷史的演講，為非美術學與非歷史學專業的莘莘學子講述中國美術的故事，滿足他們了解祖國偉大文化傳統的欲望。這個系列的講座，上起漢代畫像與社會生活，論及南宋杭州與文人繪畫、明代“吳門畫派”、晚明“松江畫派”、八大山人的畫風、“揚州八怪”的世界、任伯年的畫作，還涉及乾隆皇帝的美術事業和中國少數民族的美術特色，為我提供了一個圖史結合的學術平台，而且，2002年的演講，還配合了我的漢字書法創作；2004年的演講，則結合了在城市大學展覽的深圳博物館珍藏的明清書畫作品。
我力圖以史論圖，以圖證史，深入淺出；力圖揭示美術作品那視覺表象下的歷史深層文化內涵，並以此來激發听眾的審美情趣。盡管不少听眾是初次接觸美術的學術講座，但中國美術的智慧與魅力以及中國歷史的深厚文化積澱，卻把他們吸引住了。不僅有專修學分的城大學子，而且還有不少業余的听眾，有時前幾排的走道上也坐著听眾，其中有須眉皆白的長者，還有患足疾的殘疾人士。他們在課堂上專心听講，認真做筆記，課後頻頻發問，並且不時鼓掌，鼓勵我自由地演講，使我這個帶著“香港是文化沙漠”偏見的人大受教育。
更為讓我驚喜的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還專門對我的講座作了整理，李桂芳、徐莉薩、簡良如、黎思靈、卜永堅、範家偉、譚嘉明、黎小杏等同仁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還有出版社的陳明慧小姐，為本書的編輯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讓我獲益匪淺。今年暑假，杭州連旬高溫，攝氏三十八度天氣雖然令西湖荷花怒放不已，但濕熱的“桑拿”之天，卻令百姓叫苦不絕。然而香港朋友早日見到講座成書的熱切盼望，則使我如坐春風，因此冒暑揮汗修訂成冊，以應所需。只是限于篇幅，原來講座八百幅圖，只能選其精華，希望讀者諸君海諒。至于其余疏誤不當之處，還祈大家指正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