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全二卷)

導言
上編
第一章 清初無錫、徽州之書院及其會講
第一節 東林書院
第二節 共學山居
第三節 紫陽書院與還古書院
第二章 書院與桐城文派的傳衍
第一節 姚鼐與書院
第二節 桐城文派諸家與書院
第三節 嶺西五家與書院
第四節 桐城文派傳入河北
第三章 一時之學術與一地之風教：李兆洛與暨陽書院
第一節 東南講席，惟先生一人而已
第二節 《暨陽答問》與嘉道之際的學術
第三節 輩學齋談藝與講院荷觴
第四章 詁經精舍的學術與文學：從阮元到俞樾
第一節 從《經籍（zuan）》到詁經精舍
第二節 詁經精舍與杭州之人文
第三節 詁經精舍課作研究
第五章 道光以來金陵書院與文人活動
第一節 背景與儀型
第二節 曾國藩幕府與書院的復興
第三節 重辟文壇集雅流
中編
第一章 清代東南書院與文士之風氣
第一節 山長與生徒
第二節 書院中的舉業與分齋課士
第三節 書院之講習與《讀書分年日程》
第二章 東南書院與地方人文的營建
第一節 書院與文士的集結
第二節 揚州的兩個幕府與兩個書院
第三節 一個小鎮上的詩酒之會
第四節 「九峰擁書圖」與「九峰讀書圖」
第五節 可供吟詠的書院
第三章 課作中的文學與學術
第一節 書院山長與時文評點
第二節 書院與賦
第三節 書院與詩
第四節 課作中的學術
下編
第一章 清代東南書院課藝提要
第二章 清代東南重要書院山長考
第三章 清代東南書院文士活動年表
引用文獻目錄
後記

自1903年《奏定大學堂章程》規定，在「中國文學門」里設立「西國文學史」課程，講授「歷代文章源流」時需依照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而自行編纂教材，百余年來，中國人的「文學史書寫」，已然蔚為大觀。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與一時代的意識形態建構、文化思潮演進、審美趣味嬗變等，有極為密切的關聯，同時牽涉到的，還有課程設置、學術眼光以及著述體例等。除此之外，也不該忽略文學史書寫的內在理路，其中一個關鍵點，便是所謂的「大文學史」與「純文學史」之爭。這一爭論，從「篇幅」迅速滑向「眼光」與「思路」。換句話說，談論文學史書寫策略，「大」的對立面不是「小」，而是「純」。

最初撰寫文學史的學者，不見得都認同章太炎「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的論斷（《文學總略》），但對「文學」的理解大都相當寬泛，其著述中往往涉及文字、音韻、訓詁、金石等，把群經、諸子、史書、佛道等全都納入考察的視野。如此「大而無當」的文學史書寫，「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

從晚清到「五四」，中國人「文學」概念的日漸明晰，是以歐美「文學概論」的輸入為契機的。以那個時代如日中天的「西方標准」來衡量，絕大多數中國詩文，都顯得很不純粹，或夾雜教化意味，或追求文以載道，只能稱之為「雜文學」。正是在清除「中國文章」中諸多「非文學」成分的過程中，中國學者建構起以詩歌、小說、戲劇為主體，兼及部分散文的「文學」概念，並據此撰寫各種類型的中國文學史。像劉經庵那樣，斷然將「散文」擯棄於文學史之外的（參見《中國純文學史綱·例言》），不是很普遍；但從「大文學史」逐漸走向「純文學史」，卻是大勢所趨。

這里所說的從「大」到「純」，只是基本功走向，並不具有落實為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和劉經庵的《中國純文學史》。談及學人的新舊，時人多據此褒貶抑揚，我則傾向於視為知識類型的差異。「新的」不一定好，「舊的」不一定差；文學創作如此z，文學研究也不例外。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者，長期受進化論思想影響，對與自己知識類型不同的先賢評價過於苛刻。就以文學史書寫而言，原先略顯駁雜的「文學」概念，如今變得清晰可辨，這固然是一大進展；可水太清則無魚，文學與政治、思想、學術、教育等本就存在的聯系被人為害蟲斷，又是一大遺憾。這個時候，人們又開始懷念那「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朦朧狀態以及其蘊涵著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大而言之，文學史的書寫，「五四」以前的太「大」，「五四」以後的太「純」。最後二十年，中國學界對文學史的寫作有不少反省，其中包括以西方文論詮釋中國文學進程所可能產生的弊病（談小說，免費說得過去；談散文，則多削足適履），還有「五四」新文化人建立起來的「純文學史」寫作模式所可能導致的陷阱等。撰寫中國文學史，不說「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起碼也「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尊重古人的文學觀念，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術語，這點學界已逐漸達成共識；只是具體操作中，如何體貼古人的文學趣味，避免隔靴搔癢；如何開拓視野，理解文化背後的意識形態因素；還有，如何借文化史、教育史、社會史、比較文學、婦女研究的研究成果，所有這些，都有待深入探索。

今日之得談「大文學史」，主要考慮的是論述視野，而不是著作規模。與時賢普遍推崇專著相反，我更看好專題論文集。這一選擇，基於以下考慮:抓住關鍵，深入開掘，小題大做，千里走單騎，挑戰此前占主導地位的教科書型文學史。十幾年前，我曾專門撰文，分辨研究型、普及型、教科書三類文學史，並批評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的壟斷地位（參見拙文《獨上高樓》，刊《讀書》1992年11期）。很可惜，後者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穩、晴蜓點水、老生常談，如今已成了文學史書寫的常態。已經面世的文學史，是否真的有1600種；文學史的刊行，到底是多好還是少好，這些其實無關緊要。關鍵在於，現有的文學史書寫，大都是因應各種教學需要、項目評審乃至經濟利益而產生，故陳陳相因，缺乏獨特的個性，更不要說「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了。

不求完美，但求有新意，這一研究思路，決定了本叢書的選題更多地體現作者的眼光與趣味，力圖突進所謂的「學術前沿」。至於以專題論文集的形式，來實踐「大文學史」書寫的設想，能否成功，實在很難說；也正因此，需要大膽的嘗試。

說到「嘗試」，很容易聯想起新詩開山祖胡適的詩句：「『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嘗試篇》）如此豪情，如此志氣，欣賞之余，偶爾也想追摹一二。由「嘗試」說到《嘗試集》，由詩人胡適想到其家鄉安徽，當我偶然跟曾出版《胡適全集》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朋友說起自己的設想時，雙方竟一拍即合。於是，便有了這套不拘一格、眾聲喧嘩、具備多種可能性的文學史研究叢書。

2005年7月7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