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

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19~1923)
定價:270
NT $ 235
  • 作者:何雲庵
  •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9-11-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509710502
  • ISBN13:9787509710500
  • 裝訂:321頁 / 23 x 15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生的俄國蘇維埃政府面臨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和推進世界革命的雙重任務。蘇俄、共產國際既通過政府間渠道,與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進行建交談判;又通過廣泛渠道與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聯系,推進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時幫助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並幫助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

本書嘗試從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視角看其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打破僅從國共兩黨著手的局限,在系統利用新資料的基礎上,對十月革命至1923年期間俄共(布)、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與中國各黨派和政治勢力的互動進行了全景式的描繪。
 

目錄


緒論
一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研究意義和研究現狀
二 本書的研究視角和基本觀點
三 本書的框架
第一章 共產國際東方戰略及演變
一 世界革命理論:從馬克思到列寧
二 世界革命理論下共產國際對東方革命的總體構想
三 東方戰略在中國的實施
第二章 加拉罕使華
一 加拉罕代表蘇俄政府發表兩次對華宣言
二 加拉罕使華
三 對加拉罕使華的評價
第三章 幫助創建中國共產黨
一 五四時期中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的出現
二 共產國際對中共建黨的幫助
第四章 蘇俄、共產國際在中國尋求盟友的抉擇
一 尋找盟友策略的提出
二 盟友選擇的標准
三 蘇俄、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初期接觸
四 蘇俄、共產國際與吳佩孚的接觸及聯吳設想的失敗
五 蘇俄、共產國際與陳炯明的接觸
六 與國民黨結盟策略的確定
第五章 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提出與實現
一 中共「二大」聯合戰線思想的提出
二 共產國際關於國共黨內合作策略的確立
三 西湖會議與中共對黨內合作方式的逐步接受
四 國民黨內對國共合作的不同看法
五 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影響
後記
 

去年,何雲庵來京出差,抽空來家看我。談話中,他提及正在寫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書。他說了一些想法,我很贊同。現在,書稿已完成,即將出版。他想讓我在書的前面說幾句話,我很願意。

我與雲庵相識多年,他雖不是我的學生,但他與我的學生們交往甚密,所以經常與我聯系,也應該算是我的學生。雲庵教中國革命史課多年,後來雖主要從事西南交大的學校行政工作,但專業研究並未完全放棄。他不僅經常參加學術會議,而且從事研究一些有關中共歷史,中國革命史方面的問題。當然,繁雜的行政工作,不可能有更多精力去干自己的事,可他愛思考,有空就閑不住,總要忙里偷閑琢磨一些問題。琢磨來琢磨去,真讓他弄出個道道來,叫做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但寫出了專著,而且其中不乏獨到的見解。

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近代革命的關系,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已經開始,但主要是分析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所起的指導作用。比如由張聞天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當然,也已經出現了對共產國際的亂指揮不滿的說法。陳獨秀的觀點自不待說,是直接攻擊的,完全否定的。即使在1943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時,中共中央在所作決定中,也在肯定共產國際的作用前提下提出一些看法,如:「即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革命不能輸出,亦不能輸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斗力量更加提高」。新中國成立以後,這方面的研究,既說好的作用,又說不好的作用。到20世紀70年代末,比較深人的研究才真正開始,並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高潮,向青、楊雲若等人在這方面做過許多有價值的工作,在全國黨史學界有很大影響。隨後,這方面研究由於受材料的限制轉為沉寂。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蘇聯檔案大量公開,特別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在德國自由大學的幫助下,系統整理出版了有關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這批資料已譯成中文出版,對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胸關系有很大幫助。不少學者利用這批資料,寫出了文章或專著。我知道,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的我的學生李穎,就得益於這批資料,發表了多篇文章,並出版了專著。看來,利用這批資料再加上國內原有的和繼續挖掘的資料,已經有條件編寫一套多卷本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通史。雲庵告訴我,他有這個打算,並說了他的設想,我覺得有土定新意。現在拿來的書稿,就是這部通史的第一卷,希望他繼續努力,早日把後邊幾卷寫出來。

說到第一卷的內容,我大致看了一遍,覺得確有特色。概括起來,就是視角新、視野寬。

先說研究視角。作者強調,現有的研究都是從中國革命的角度看共產國際,忽略了從共產國際的角度看中國革命的一面。研究兩個事物之間的關系,從哪邊看,有什麽區別嗎?其實是有的。從中國革命的角度看共產國際,由於研究者對中國和中國革命的情況更熟悉,自然對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把握得更充分,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更關心,這樣就更容易看出共產國際政策和決議的缺點。但從研究的角度,有時候就元法解釋,為什麽看起來很容易避免的錯誤,蘇聯和共產國際那些有豐富經驗的革命領袖就一犯再犯呢?用不了解情況來解釋,確有一定道理。比如,當時通信尚不發達,有時中國局勢發生了變化,消息傳出去,國外知道時已經過時。但是,單純這樣解釋,也難說明全部問題之所在。如果再進土步解釋,就要牽涉到主觀動機,認為是拿中國革命當犧牲品,就離真相更遠了。如果轉一下眼光,站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角度看,就很清楚明白了。十月革命之後,喬俄自然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它要考慮全世界的革命布局,至少包括歐洲革命和亞洲革命這兩大塊,這就涉及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和某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比較,它得到的信息是不上樣的,它的考慮所涉及的因素當然也就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有一個整體和局部的關系,有一個主和次、先與後的關系。當然,中國共產黨也關心世界革命的整體進展,共產國際也不是對哪個黨有天然的親疏,但畢竟兩者的思路是不完全吻合的。這樣說並不是為共產國際辯護,它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時還是要這樣說。但歷史研究首要的是!還原歷史真相,並對此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研究視角的變化,就可能跳出原來的思維框架,關注原來被忽視的一面,看問題就更全面、更完整,才有可能合乎邏輯地解釋歷史事實。研究視角變化對研究結論的影響,讀者看完書自然會清楚。這里舉個例子。比如,書中關於蘇聯過於注重自身圖家利益問題的分析,是實事求是的。近年來的研究幾乎都傾向於認為,蘇聯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過於注重自身的國家利益,包括兩次對華宣言。但如果看看1919~1920年列寧和其他革命領袖對世界革命形勢的言論就會發現,他們是很真誠地認為世界革命的勝利近在眼前了,也確實想幫助各國的革命運動,這是他們所有決策的基本出發點。在這個大形勢下,有的地方勝利早點,有的晚點,有的黨、有的國家要暫時作點犧牲,這都是正常的。列寧就說過,蘇俄人民在這個過程中是犧牲最大的,因為在援助世界革命的同時他們還要進行國家建設(當然蘇聯的歷史學家過多強調蘇聯的犧牲也是片面的)。只是形勢發展證明這個估計過高,也才有了後來的各國黨之間的矛盾,蘇聯的國家利益也體現出來並越來越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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