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伊始的幾十年里，中美關系似將成為這個世界各個層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過這種被雙方利益驅動的日益復雜的關系並不穩固，甚至有時還很脆弱，並且由于中美文化間缺乏深入的理解，雙方的關系亟待推進。要推進這一關系不僅需要能夠傳達共同價值和文化渴望的詞匯，同樣也需要一種能夠表達相互差異的語言，這種差異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發和豐富的契機。
這個譯叢紹介的是對美國哲學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為中國廣大讀者介紹美國真正的本土哲學，在紹介的過程中，糾正人們對實用主義的流誤俗見︰實用主義鼓吹的是權宜之計和投機主義，不配被視為倫理學。
這個譯叢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們接續實用主義和儒家哲學的對話。為此，叢書的主編甄選出書目，經過相關領域的行家里手的傾力翻譯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的努力，最終呈獻給中國學界和廣大讀者。
毋庸置疑，在美國哲學與中國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杜威在其哥倫比亞的學生胡適和蔣夢麟的熱情邀請之下來到中國。當時胡適和蔣夢麟已經在學界和新文化運動中迅速崛起，成為重要的革新者。在華的兩年間，杜威在華夏大地周游講學，剛剛起步的中國媒體不惜筆墨，廣為報道。但羅伯特‧克羅普頓和吳俊生在其編纂的《約翰‧杜威︰中國講稿1919—1920》中說︰“杜威在中國大學里的哲學學者中間沒有贏得多少擁躉，他們在歐洲受的教育，也繼續師從德法的哲學潮流。”在當時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熱下，杜威的思想被當時的激進听眾望文生義地“誤讀”了。他們覺得社威的思想對于當時的社會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對專業的哲學領域。這種對杜威的誤讀只要不加以助長，是可以諒解的。
如今，我們有條件按照美國哲學本然的革命性品質對其進行重讀，儒家哲學和美國哲學問的聲氣相通已被當代學界所察覺，在這兩個傳統中進行對話的里程已然發軔。
這一對話的開始之際，我們或許會受到這個事實的鼓舞︰自稱是“美國”哲學家的移民懷特海說過︰“要想了解孔子，去讀杜威；要想了解社威，去讀孔子。”在《過程與實在》中，懷特海進一步指出，他的“有機主義哲學似乎更接近中國思想的某些流派”。可是，同樣是這個懷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經有點大言不慚地宣稱︰在哲學活動中，有趣比真實更好。綜合這兩點來看，懷特海這種地位的哲學家建議我們將和他“同父異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異國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讀（tan▔dem
reading），這即便不是作為真理的谷倉，而是作為啟迪的源泉，或許更佳。不過，真理卻是所有事物中離我們最遙遠的。
懷特海對于他與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種過程性的感受（process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並且，懷特海在事實上也顯然沒有深思作為“實用主義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懷特海看來，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種他所認為的天真的經驗主義（naive
emplrlcl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學探險之外，那種經驗主義自身也乏善可陳了。懷特海在將杜威和孔子聯系起來的審視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實用主義》（1907 ）中辨識出來並加以說明的兩難困境．唯理論和經驗論之間的這一困境常常使我們的哲學進路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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