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權力的隱微處 秋風
中國的歷史進程與歐美有很大不同，中國的官僚制十分發達，並對民眾的政治心理產生了巨大影響。
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方文化論戰」中曾斷言: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梁先生主要是從結構上說的，但這種結構特征其實是時間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說，就封建轉向君主專制這樣一階段而言，中國歷史是早熟的。
周秦之變，實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折。周建立封建制，到戰國時代已趨於瓦解，秦滅六國，建立「郡縣制」。郡縣制的實質即是皇權專制。歐洲的歷史與此大不相同，野蠻入侵，導致羅馬帝國崩潰。在此廢墟上，文明化的野蠻人於10世紀開始建立封建制。這與周的封建制有所區別，但性質類似。直到16、17世紀，法國、英格蘭等地才開始建立君主專制（absolutism）。但在英格蘭，專制的歷史階段似乎是一躍而過，國王的專制欲望受到種種因素的強烈抵制，憲政制度在英格蘭很快建立起來。
這樣的政制演進過程決定了官僚制在中國與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命運截然不同。專制君主與封建制下的國王的最大區別在於，從法理上說，他直接統治所有臣民。所以，在封建制下，人有自由但不平等；在專制下，人人平等但不自由。不過，專制君主事實上無法直接統治所有人，他必須借助自上而下授權的官僚體系對全國進行管理。中國的皇權專制持續了兩千年，皇帝始終以官僚為權力治理人，官僚就成為社會治理的關鍵環節，在歷史演進中形成復雜而完整的中央、地方官制，官僚制可謂十分成熟。官僚的制度安排就成為社會治亂的關鍵所在。
因此，在封建社會時期的中國，基本的政治、社會活動主角是君、官、民。這三者之間存在着復雜的控制與服從關系：官僚的權力完全來自皇帝的授予，皇帝對官僚擁有絕對權力，不論其權位有多高；當然，官僚之間也存在上下級關系，所謂「權高一級壓死人」；而官僚，哪怕是最低級的官僚、甚至不入流的胥吏，對民眾也可以行使某種近乎絕對的權力。
歐美卻與此不同。封建的治理是沒有官僚存身之地的，這就像周代也沒有官僚一樣，那個時代的治理者是貴族、領主。英美兩國倒是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建立「文官制」的，但這些文官被置於憲政框架中，從而與中國皇權框架內的官僚制具有極大不同。法國由於君主專制的時間稍長，而有較為成熟的官僚制，但比起中國來，也是相形見絀。
如此悠久而豐厚的中國官僚制傳統，早就成為傳統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研究政制、研究社會，都不能離開對官僚制及其影響的研究。因此，古代史學中專門出現了《文獻通考》之類的典章制度史，現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題也基本上是官僚制度在各個朝代的演變過程。明清時代，隨着官僚制的爛熟，還出現了大量記錄官場百態的筆記，晚清更出現了著名的「官場小說」，一些官場秘訣之類的著作也在坊間流行。
到了當代，吳思先生獨創「潛規則」一詞，對皇權下的官僚制的運轉邏輯，及其衍生出的獨特政治文化，進行了獨到的分析，一時洛陽紙貴。「潛規則」一詞也成為一個廣泛流行的詞匯，甚至被當成動詞使用。
擺在讀者面前的吳鉤先生這本書，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官僚制下的權力運作機制進行了細微而有趣的探索。作者提出了「隱權力」這樣一個概念。也許可以說，「潛規則」與「隱權力」是一對孿生概念：官僚們通過潛規則獲得隱權力，隱權力的行使又生成和支持着潛規則。
當然，這兩個概念，在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文獻中都是有依據的。制度至關重要，社會科學關於制度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分。相應地，在任何團體中，大至國家，小至興趣團體，都有正式權力與非正式權力之分。「隱權力」的概念略近似於「非正式權力」概
吳鉤先生是這樣解釋「隱權力」的：在君主專制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內，官僚通過制度性授權，獲得正式權力。所以，正式權力的大小可以通過官階、品秩、俸祿、職位等來綜合衡量，並且從理論上說是固定的。「隱權力」則並非由科層結構設定，而是由人情關系創造出來的。隱權力自成體系，有自己的隱秘來源，有自己的權力地盤，有自己的傳遞管道，與正式權力系統相互嵌接，又各自為政，共同規划着官場的權力空間。先前的官員之所以對「年誼」、「鄉誼」、「門誼」等人情資源極為重視，為維持人情關系不惜本錢，每年都要饋贈「冰敬」、「炭敬」、「節敬」，就是因為，一個人情關系網絡就是一個重要的權力源，從中可以假借隱權力，壯大自己的實際權力值。在很多時候，隱權力甚至比正式權力更為管用。因為，隱權力既不受正式權力結構的層級限制，又可以隨意越過正式權力的橫向邊界。
一個官僚所擁有的實際權力等於他的正式權力加上他的隱權力。當然，官僚的隱權力可能為正數，也可能為負數。隱權力為負的情況表明了這個官員實際掌握的權力已經小於他所應有的正式職權。一個官員要實現自身權力值的最大化，大致也有兩個途徑：第一，增加正式權力，即俗話所說的「升官發財」；第二，增加隱權力，比如結交權貴，獲得官場要員的庇護；拉攏人心，謀取更多的私人性效忠。由於隱權力妙用無窮，后一種途徑甚至更為重要。
可以說，「隱權力」概念為理解傳統中國的政治現實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觀察和解釋工具。借助這一工具，傳統乃至當代政制中的諸多現象，可以得到連貫而有效的解釋。本書各篇就解釋了很多常見的官場現象。讀完這本書，讀者當會發現，這些現象的出現，不是因為官員無德，而是因為制度本身邏輯所致。
對於作者提出的這一概念，我只想提出一點限定。非正式權力可能無處不在，任何社會治理都必然要依賴這種權力。相對於政府的權力，每個社會必然存在着其他非正式權力，如紳士的權力、教會的權力、甚至學校校長的權力——有的時候，人們用「影響力」這個詞來替換此處的權力。我們無法想像，一個社會僅僅由政府的正式權力來治理，如果是那樣，那就是權力控制一切的完美的專制社會了。一個優良治理的社會的必要條件是，政府的正式權力比較有限，社會由廣泛的非正式權力來治理。當然，僅此尚不能構成優良治理的社會，但若非如此，則斷然不可能是優良治理的社會。因此，非正式權力並不完全是壞事。
本書作者在討論政府權力與宗教權力的一章中也已經暗示了這一點。按照作者的論述，隱權力主要是指官僚制度內部衍生出來的主要由官僚掌握的非正式權力。因此，本書的結論仍然應當被置於中國特定的歷史中。也就是說，隱權力概念也許應當被限定於分析秦以來的中國政制，專制君主加官僚制的政制。它未必適用於除此之外的政制及非政治領域。
本書作者可能是有這種意圖的，因為本書作者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在中國，悠久的專制官僚制已經塑造了一種奇特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人人都不滿於專制官僚制的腐敗、濫權，但人人又似乎都向往着獲得這種不受約束的權力。人們普遍喪失了對政治本身的價值內涵的思考、關注與向往，而傾向於把現實的當作合理的來接受。不少通俗性論著對於本書所說的隱權力運作背后的規則，以一種欣賞的態度津津樂道，完全放棄了價值判斷。
本書作者的態度絕非如此。他則具有現代社會科學的視野，雖然也是在講述官場故事，但這些故事被置於政治與社會學的理論框架中，因而，讀者讀完這些官場故事，也就對隱權力的表現形態、獲取方式、維系成本、運作方式等，獲得了理性的認識。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和悲憫情懷，他把隱權力的產生、橫行乃至支配整個政府的運轉，視為政府失靈的一種形態。這種政府失靈帶給社會的是無序，甚至是王朝崩潰的災難，君主、官僚、民眾都是這種政府失靈的犧牲品。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也正在於證明以民主政治加現代文官制的制度組合，替代專制加官僚制的制度組合的必要性。
因此，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一本嚴肅的社會學進路的政治學著作。但它是寫給普通讀者的，讀來很好玩。如果有讀者竟然照着作者所講故事中的官場潛規則去尋求獲取隱權力，那作者一定會大為失望的。那不是他寫作的初衷。
（秋風，知名學者，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