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什納貝爾（Dominique Schnapper）在他杰出的評論文集《社會學的理解》（La Comprehension
sociologique）當中回應了皮埃爾‧布迪厄高傲的斷言，該書結尾引用了這一斷言︰“現代社會不是由相互層疊、邊界清晰的群體構成，而是由同時具有多角色、多參照標的個體組成。根據社會條件和歷史情境，他們根據自身個體或集體的以往經歷來選擇參照和身份認同的不同形式……現代社會建立在人們的流動之上，建立在他們忠誠或背叛的多元性之上，建立在他們身份的多元性之上。”不幸的是，在當今世界，最近幾年我們看到了身份縮減趨勢的變遷。身具多元屬性的男性和女性退縮到某一個身份當中，這種身份有的是外部因素強加的，有的是由排他性歸屬感激增造成的。
無論是主動追求還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認同幾乎總是建立在一種對“集體記憶”的呼喚之上。而這僅僅是把一種傳遞(untransmis)變為了一種獲得(unacquis)（參見本書第二章）。但是，對于過去歷史的簡化，無論是簡化成集體痛苦還是抹消消極方面，都使得面對著具有同一屬性的男性和女性或者面對著其他群體成員的某種訴求變得合理。是的，應當在法國都市人的“集體記憶”當中講述曾經實施過的販賣奴隸的歷史，無論是販賣黑奴（先是南特，而後是波爾多，這兩個法國城市都開始意識到自身的財富是建立在販奴貿易的基礎之上的），還是強制勞役制度。又有誰會知道，來自法屬殖民地科特迪瓦的議員菲利’烏弗埃一布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僅僅在法國解放後一年，即1946年4月11日的國民議會上就曾經發表過講話，爭取通過法律來廢止這種形式的奴隸制度，他這樣說道︰“必須目睹這些面容枯槁、筋疲力盡、傷痕累累的工人……必須看到那些沉默無語走在通往工地路上的男人、女人、女孩之群體……必須親眼所見那些現代人販子像關動物一樣把這些黑奴關在貨艙里……”而法國學校的課本上根本回避這一點。
然而，僅僅因此就從一種對過去簡約化的視角來提出要求平等地位、平等待遇的合理訴求，這種理由充分嗎？拒絕這樣的視角都是有罪的嗎？奧利維耶‧佩特雷一格羅努約( Olivie Petre-Grenouilleau)因為曾經在《販賣黑奴——通觀歷史評論》當中指出過，不只是歐洲人，也有黑人參與了販奴，就被指為宣揚種族主義。而像加斯東‧凱勒曼( Caston
Kelman)那樣，在《我是黑人，可我不愛吃木薯》一文中，引用人們常說的︰“我不是非人對待我們父輩之奴隸制下的奴隸”，或者說“身份不是根，乃是果實”，這樣不是更好嗎？同樣，把猶太人的記憶簡縮為對猶太大屠殺的記憶，把以色列的身份簡化為這種記憶，這種做法的後果會有兩點不妥︰所有對以色列政治的批評被指控為反猶主義，同時也拒絕承認巴勒斯坦人的苦痛。從那種排他性記憶中所產生出來的過度敏感也會導致過于傾向我身份定義。伊格納茲‧布比茲（Ignaz
Bubis）曾經長期擔任德國猶太教委員會主席，正如他在回憶錄書名中所示，願意做一名“信仰猶太教的德國公民”。而他的後繼者更多地作為“德國猶太人”發言，之後的表述更是變為“身處德國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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