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公民、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全球化時代中的政治倫理學

1．引言
Ⅰ．經濟公民
2．自我負責和自我實現：勞動
2.1 勞動替代悠閑
2.2 道德評判
2.3 勞動的權力
2.4 公民報酬或公民義務？
3．利益及其他：關於企業家的道德
3.1 作為企業家的哲學家
3.2 從個人利益到共同利益
3.3 認同
3.4 管理者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3.5 大學政策：一項警告
4．社會公正：一個政治咒語
4.1 兩項特征
4.2 平等
4.3 相互關系
4.4 機會平等和前途平等
4.5 安全陷阱
5．展望：報酬公正？
5.1 回顧歷史
5.2 插入語：報酬上的嫉妒心理
5.3 字面上的報酬
5.4 基木美德
Ⅱ．國家公民
6．公民意識
6.1 法律意識和公民精神
6.2 公正意識和判斷力
6.3 公共意識
6.4 民主的完整性
7．公民參與的擴大
7.1 公民社會，抑或平民社會
7.2 直接民主
8．寬容
8.1 階段和類型
8.2 多元化和寬容
8.3 關於歷史和合理化
8.4 以頭巾為倒
9．榮譽，誰應得到榮譽
9.1 啟蒙後的概念
9.2 原始的公正
9.3 ”以名譽作擔保”
9.4 原始的可靠性：政治上的誠信
10．民主的教育事業中的價值
10.1 基本價值
10.2 回顧世界史
10.3 自由民主的價值
10.4 民主的教育機構
Ⅲ．世界公民
11．世界文化共存
11.1 四種世界公民
11.2 跨文化的法律討論
11.3 兩個歷史典范
11.4 獲得承認的法律原則
11.5 倫理加人類學
11.6 世界共和國：八條抗辯
12．西方價值還是普遍價值
12.1 標准的現代化
12.2 案例
12.3 六條法律政治評論
12.4 土耳其已經屬於歐洲了嗎？
12.5 跨文化的公民素質
12.6 附加：私人性、身份和信息保護法
13．共存於霸權下？
13.1 集體霸權：安理會
13.2 個體霸權：美國
13.3 霸權的公眾社會
14．權宜之計：緊急救援
14.1 六項條件
14.2 五點經驗教訓（科索沃）
14.3 先發制人的戰爭（伊拉克）？
15．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政策
15.1 什麽是發展？
15.2 對於援助政策正確性的辯護
15.3 貿易援助？
15.4 發展中國家的責任
16．自然的七種面貌
16.1 ”捉摸不定的關系”
16.2 利用、探察和統治
16.3 美麗和寧靜
16.4 展望：林業經濟
Ⅳ．公民及更多
17．如：人文科學
17.1 五種能力
17.2 跨文化學習
17.3 市場能力及自由
參考文獻

全部哲學都是語言批判。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實踐哲學的偉大傳統繼續存活於一種對其哲學內涵有所了解的解釋學之中。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卡爾·馬克思

20世紀7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哲學中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動向，我們把它稱作「實踐理性轉向」。所謂「實踐理性轉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學界在經歷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元倫理學階段和后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階段之后，恢復了對於價值的理性基礎、規范的根源和辯護，以及倫理學與本體論的關系這些實踐理性的傳統主題的興趣。無論是在研究的主題、范式、方法方面，還是在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方面，「實踐理性轉向」都可以說是繼「語言學轉向」之后西方哲學發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轉折。這一轉向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語言學轉向」是相對於古代的「存在論轉向」和近代的「認識論轉向」而提出來的，它被公認為20世紀最有代表性的哲學范式轉變。只要我們觀察一下「語言學轉向」興起之前的兩次哲學轉向，就會發現，一種哲學范式的真正確立最終依賴於自身規范基礎的闥明和辯護。古代哲學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論學說，是其目的論倫理學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目的論的倫理學則是古代存在論的規范內涵；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的近代認識論是道德自主性學說的背景和前提，而這種道德自主性則是近代主體性哲學的規范內涵。按照這樣的提問方式，我們很有理由追問，「語言學轉向」的規范內涵是什麼？相應地，所謂「實踐理性轉向」—△如杲這種「轉向」名副其實的話——的哲學前提和基礎又是什麼？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遭遇了「語言學轉向」與「實踐理性轉向」之間的關系這一貫穿20世紀西方哲學的重大問題。
　
首先，「語言學轉向」對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實踐哲學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邏輯實證主義提出命題或陳述的三分法，把價值判斷放逐到元意義的領域，而元倫理學則把自己的任務局限在對價值詞匯用法的瑣碎研究上，放棄了理性地探討價值分歧和規范基礎的重要使命。50年代以后的「后實證圭義∵革命沖破了邏輯經驗主義的樊籬，對價值問題的探討持更為寬容的態度，為實踐哲學的復興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是實踐理性轉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義傾向以及此后繼語言哲學而起的心智哲學研究取向，又引發了在規范問題、價值屬性和價值鯛斷問題上的新土輪的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以及認知主義與非認知主義之爭。直到Z0世紀末，「語言學轉向」的規范內涵依然是一個聚訟紛紜、莫裒一是的問題。例如，在分析哲學的匹茲堡新黑格爾學派內部，是像羅伯特·布蘭頓（Robert Brandom）那樣繼續堅持「語言學轉向」，承認擁有信念和意願僅僅是玩一種運用這些詞匯的語言游戲，困雨哲學的職責只是闡明我們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實踐，而不是根據外在於這些實踐的規范判斷這些實踐；還是像約翰·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那樣，在堅持不具有概念結構的東西無法證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時，也堅持非判斷的心理事件能夠證明信念的合理性，從而得出「除非知覺現象不同於判斷，否則我們就會失去我們的康德意義上的自由」的結論，這已經成了一場震撼盎格魯一撤克遜哲學界並且波及德語學圈的大爭論。而在新法蘭克福學派的語用學的「真理共識論」與美國實用主義和法國后現代主義相結合所產生的新實用主義倡導的「語境論」之閬的辯論中，又出現了對於民主的規范合義的不同理解：對於真理共識論耆來說，民主是基子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識；對子徹底的語境論者來說，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種排他性的團結。諸如此類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對「語言學轉向」究竟要轉向何處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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