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話語”與“中國歷史”之間的張力︰以“五朵金花”為重心的探討

緒論
上編 “花開花謝”——論爭歷程
第一章 “五朵金花”問題的生成語境
第一節 西方話語對中國正史話語體系的取代
第二節 中國共產主義歷史話語系統的形成

第二章 “五朵金花”問題的興衰
第一節 “五朵金花”的萌生（1927～1949）
第二節 “五朵金花”的盛開（1950～1965）
第三節 “五朵金花”的凋零及余響（1966～）

下編 “花暗柳明\〃——得失檢討
第三章 植根于“西方”的理論預設
第一節 “以論帶史”的研究路數
第二節 作為“一般”的“五種生產方式”
第三節 作為“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

第四章 核心概念辨析
第一節 “夢里尋他千百度”的“奴隸”
第二節 “風馬牛”的“封建”
第三節 “容易招惹是非”的“資本主義”
第四節 被突出強調的“階級斗爭”
第五節 含混的“土地所有制”
第六節 獨特的“民族”

第五章 “西方話語”下的學術碩果
第一節 “長時段”與“跨學科”
第二節 社會經濟史等領域的開拓
第三節 “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
余論 “西方話語”與“中國歷史”的互動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當代史最為波瀾壯闊、曲折搖曳，又幾乎與每個人的當下境況關系最為密切，因此最受人們關注。書寫發生在身邊的歷史是歷史學家群體不能逃避的職責！對于當前的史學界來說，當代史去古未遠，余波蕩漾，過程清晰，線索歷歷，最值得抓緊研究，不必等待凝固之後、甚至完全從人們視野中消失乃至蛻變為純粹的文獻之後，再去著手研究。

當然，當代史的難寫，人所共知。這主要來自以下幾點制約因素︰意識形態的限制當然是我們首先要在此強調的。我覺得這一點今天已無必要諱言。雖然意識形態並不必然導致對歷史的“歪曲”，並不總是起負面作用，但主流意識形態卻可以提醒你哪些問題可以隨時進行研究，而另一些問題則必須放一放，也就是說，即使是一個“真理性”認識，一種已經探明的“真相”，一段證據確鑿的歷史，該不該說出來，的的確確有個“時機”問題，也有個“策略”問題，“應不應講，什麼時候講，講些什麼，從政治上考慮都不是徑情直遂、無所斟酌的”。雖然不能也不應以要求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歷史學家，但歷史學家自己的確應該明白，他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與當下的“現實”協調，因為當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確不同于古代史︰當年的劉項之爭你可以盡情地發表看法，但半個世紀前的政治沖突卻至今仍需留待後人的深入研究。這不僅是某一黨派的私利所在，也和整個民族的利益相關。這當然會由此產生一個問題︰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認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暢所欲言，而回避了這樣的問題，其他問題則肯定難以透徹說明。老實說，許多人之所以不願涉足當代史，就因為這一段歷史迄今還難以從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中完全剝離出來。

與意識形態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帶來的困難似乎更具根本性。當代史的材料之多、頭緒之繁雜、遍覽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漢史”的人所難以想象的。就以對歷史學的學術史研究而言，當代有多少專業期刊、多少綜合雜志、多少大學學報、多少以書代刊的論叢、多少會議文章結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論文、多少著述、多少領域、多少方向、多少專業、多少專題、多少博士論文要看，能看得過來嗎？別說“竭澤而漁”了，就是揀最基本的東西看也不容易。而且，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經過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編排。這和我們上面所說的“秦漢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漢史”的文獻材料有限，就《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等幾部書；第二，這些極為有限的資料也已經過許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漢官制史料、秦漢經濟史料、秦漢農戰史料、秦漢哲學史資料等等。與研究古代史相比，治當代史者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鑒別與披沙揀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更重要的是，治當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譬如，在關于中國古代的學術史敘事中，學界大都沿用一條基本的敘事線索︰這就是所謂的“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乾嘉樸學”等，這樣的概括在提供許多東西的同時當然甚至會遮蔽更多的東西。但是，這畢竟會給你指出一條途徑，使你不至于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樣彷徨無路。而當代史則是這樣的典型的荒野。這種荒野感可能主要來自前邊所說的材料太多太雜，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變遷的脈絡和主次的差別。其次，則由于距離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對象的輪廓和邊界。試想，你本人身在其中，周圍的一切又都在變動不居，遠不像已經消失的凝固在有限的文獻上的“古代”那樣可以供你從各個角度靜止地去觀察，而現實的一切則可能是混沌一片、亂絲一團，很難形成一種整體的感覺。換句話說，“正巨離太近”的歷史是本然的歷史，而“文獻”上的歷史則是前人記錄整理後的結果——後者事實上已經存在著一種秩序或“整體感”了。譬如《宋儒學案》、《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等已經給了我們一種師承傳授的系譜或學術版圖了，甚至包括民國時期的學術版圖我們也已經有許冠三先生的《新史學九十年》這樣帶有經典性質的著作了。我們身在其中的當代呢？不全靠我們自己去直接觀察和判斷嗎？再者，“歷史”的本質含義是“過程”，沒有“過程”當然就沒有“歷史”。所以，當現實作為一個“過程”正在展開或尚未結束或最終的結果尚未呈現時，一般說來，對它作歷史的研究和判斷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這個“過程”還不完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因為，一個明確概念的提出，只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鑒別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但是，過分強調這一點，那就等于事實上完全排除了當代史研究的可能性。我們知道，正是馬克思本人進行了卓越的帶有典範性質的當代史研究，這就是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沌實際上，問題的實質在于，在材料不充分或過程未終結時，準確的判斷是否可能？己有的例證表明，這部分取決于洞察力的深淺，並不完全取決于材料的多寡。實際上，從絕對的意義上來說，材料永遠沒有充分的時候，相對于歷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遠無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現實；至于過程是否終結，也很難說，儒學產生于兩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難說儒學所推動所介入的歷史過程已經終結。總之，洞察力對任何時段的歷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當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對洞察力的依賴程度更高。再進一步地說，具有 “一葉知秋”和“見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從事當代史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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