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出生的時候,祖母曾經預估我有兩種可能的未來運程︰不是像黃金般光芒耀眼,就是像破銅爛鐵般不惹人注目。似乎祖母早有遠見,看出小嬰兒與生俱來的藝術家氣質。然而父母卻只希望我會成為一名扎扎實實的中華男兒,“靖華”這個名字便帶著他們的無限期許。至于在1938年的我,眼前要應付的則是國文老師交代下來的功課︰寫一篇《我的志願》。當然,一般八歲小孩都以名或利為有形及無形生命的終極目標,因此很自然的我選擇了要揚名四海。當時,中國英雄都是空軍,報章上經常報道他們忠心愛國、英勇無私的行為。那時我也想加入空軍行列!今天,我的孩子大概無法想象他們行動不怎麼敏捷、鼻梁上架著金邊眼鏡的父親曾經懷抱成為飛行戰士的雄心!然而兩年後,我被地質探險家的冒險故事迷住了,史考克(
Scott)、南森(Nansen)和赫汀(Hedin)等人成為我的新英雄。于是我轉而想成為探險家——就像這本書中所記述一樣。
“少年靖華的煩惱”
踏入中學階段,接觸到物理學之後,我的野心又包括了成為偉大的科學家,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看齊。但在追逐諾貝爾獎路上的惟一障礙居然是我的父親︰他希望我讀地質學。
父親經常強調,兒女在選擇職業上有絕對自主權。也許最後我們真的擁有這種自主權,可是我也記得當姐姐麗霞告訴父親,說她想從化學系轉念英國文學時,父親是如何的震怒。麗霞姐有勇氣拒絕成為另一位居里夫人,坦陳對諾貝爾獎沒興趣,不怕父親失望;我卻不敢告訴父親我不想研究地質,因為我很想問鼎諾貝爾獎,這就是“少年靖華的煩惱”了。
後來,父親為了安撫我,告訴我可以在研究院時改念物理。1948年我到美國俄亥俄州念書時,確實可以這樣做,但在當時,念物理是拿不到獎學金的。眼看著諾貝爾獎與我漸離漸遠,差一點便自殺了。
慢慢我變得較為成熟了,整個過程為時約三年。那時我二十一歲,拿了兩個地質學的學位,看清楚了——就像我最喜愛的作家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所言——成為偉大人物也沒有多了不起。我再也不惦記諾貝爾獎這回事,並且交了一大堆朋友、完成學業、找到工作、結婚,從此快快樂樂地過日子。諾貝爾獎之夢沒有被父母打碎的許多人,可能反而沒有如此幸運,他們不擇手段,只顧自己力爭上游,變得自私、急功近利、甚至會從別人的研究提案中剽竊構想,或者闖進同行研究者的辦公室內,偷看還未發表的實驗數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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