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說選

自序：小說技巧常談
復仇
雞鴨名家
冬天
翠子
老魯
受戒
異秉
故里三陳
大淖記事
八千歲
侯銀匠
徙
曇花、鶴和鬼火
雞毛
日規
黃油烙餅
七里茶坊
八月驕陽
講用
雲致秋行狀
天鵝之死
安樂居
子孫萬代
祁茂順
金冬心
瑞雲——聊齋新義
雙燈——聊齋新義
樟柳神

春節前與林斤瀾同去看沈從文先生。座間談起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說，沈先生說：「他愛用成語寫景，這不行。寫景不能用成語。」這真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寫景是為了寫入，不能一般化。必須狀難狀之景，如在目前，這樣才能為人物設置一個特殊的環境，使讀者能感觸到人物所生存的世界。用成語寫景，必然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因而也就是可有可無，襯托不出人物。《西游記》愛寫景，常於「但見」之后，寫一段駢四儷六的通俗小賦，對仗工整，聲調鏗鏘，但多是「四時不謝之花，八節常春之草」一類的陳詞套語，讀者看到這里大都跳了過去，因為沒有特點。

由沈先生的話使我連帶想到，不但寫景，就是描寫人物，也不宜多用成語。舊小說多用成語描寫人物的外貌，如「面如重棗」、「面如鍋底」、「豹頭環眼」、「虎背熊腰」，給人的印象是「差不多」。評書里有許多「贊」，如「美人贊」，無非是「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一點點」。劉金定是這樣，樊梨花也是這樣。《紅樓夢》寫鳳姐極生動，但多於其口角言談，聲音笑貌中得之，至於寫她出場時的「亮相」，說她「兩彎柳葉吊梢眉，一雙丹鳳三角眼」，形象實在不大美，也不准確，就是因為受了評書的「贊」的影響，用了成語。

看來凡屬描寫，無論寫景寫入，都不宜用成語。

至於敘述語言，則不妨適當地使用一點成語。蓋敘述是交代過程，來龍去脈，讀者可以想見，稍用成語，能夠節省筆墨。但也不宜多用。滿篇都是成語，容易有市井氣，有傷文體的庄重。

聽說歐陽山同志勸廣東的青年作家都到北京住幾年，廣東作家都要過語言關。孫犁同志說老舍在語言上得天獨厚。這都是實情話。北京的作家在語言上占了很大的便宜。

大概從明朝起，北京話就成了「官話」。中國自有白話小說，用的就是官話。「三言」、「二拍」的編著者，馮夢龍是蘇州人，凌瀠初是浙江烏程（即吳興）人，但文中用吳語甚少。馮夢龍偶爾在對話中用一點吳語，如「直待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滕大尹鬼斷家私》）。凌蒙初的敘述語言中偶有吳語詞匯，如「不匡」（即蘇州話里的「弗殼張」，想不到的意思）。《儒林外史》里有安徽話，《西游記》里淮安土語頗多（如「不當人子」）。但是這些小說大體都是用全國通行的官話寫的。《紅樓夢》是用地道的北京話寫的。《紅樓夢》對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有了官話文學，「白話文」的出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白話文運動的策源地在北京。五四時期許多外省籍的作家都是用普通話即官話寫作的。有的是有意識地用北京話寫作的。聞一多先生的《飛毛腿》就是用純粹的北京口語寫成的。朱自清先生晚年寫的隨筆，北京味兒也頗濃。

咱們現在都用普通話寫作。普通話是以北方話作為基礎方言，吸收別處方言的有用成分，以北京音為標准音的。「北方話」包括的范圍很廣，但是事實上北京話卻是北方話的核心，也就是說是普通話的核心。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普通話也仍然帶有方言色彩。張奚若先生在當教育部長時作了一次報告，指出「普通話」是普遍通行的話，不是尋常的普普通通的話。就是說，不是沒有個性，沒有特點，沒有地方色彩的話。普通話不是全國語言的最大公約數，不是把詞匯壓縮到最低程度，因而是缺乏藝術表現的蒸餾水式的語言。普通話也有其生長的土壤，它的根扎在北京。要精通一種語言，最好是到那個地方住一陣子。歐陽山同志的忠告，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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