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真的像有人所說的，中國文化是一種謀略型的文化。但是，當下謀略類書籍的流行，卻似乎與所謂的“謀略型中國文化”並無太大的關系，起碼沒有本質的聯系。因為文化的深處未必是謀略，而“謀略”的深處一定是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儒、道、兵、法、墨、縱橫、陰陽等許多學派。這些主要的學派不僅都非常關心政治，還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須講究方法，講究方法就是智謀，就是謀略，就是權術。然而，當時的實際情形是智謀被提升為一種牢不可破的社會制度性的規範和原則，各種學派和文化都在智謀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納入了謀略的範疇，成為智謀的不同組成部分。這樣以來，中國的智謀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歷史上，對中國的智慧、謀略、政治有影響的學派雖有十幾家，但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國的智慧和政治雖然常常呈現出紛紜復雜的狀態，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掌握了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國的謀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極為深刻的。它是一種非智謀的大智謀，其運謀的方法不是謀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樣直接以智慧迫使對方服從；而是謀聖，即從征服人心著手，讓人們自覺自願地為王道理想獻身。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為人們描繪一幅美好的藍圖，並百折不撓地到處宣傳這種理想，直到人們心悅誠服。其實，這已經不是儒家謀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謀略比別的學派的謀略狡詐，在這里，它已經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範疇。這就是儒家智謀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為真正的大智謀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法家之法作為君主統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礎上的。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權制，因此，它就特別強調“勢”。“勢”就是絕對的權威，是不必經過任何詢問和論證就必須承認和服從的絕對的權威。有“法”無“勢”，“法”不得行；有“勢”無“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證“勢”的絕對性呢？這就需要“術”。“術”就是統治、防備、監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隱秘的具體權術和方法。中國的“法制”最發達的地方就在于“法”與“術”聯手創造的御臣、牧民的法術系統。“法”的實質是強力控制，“勢”的實質是強權威懾，“術”的實質則是權術陰謀。這些都是直接為維護封建王權服務的。
道家的智慧是極為聰明的。黃老的有關著作處處流露出智慧的優越感，處處顯示出對別的學派的鄙夷和不屑。黃老道術自以為是最聰明的學說，它認為天地萬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絕對的，永恆的，是永遠不可改變和褻瀆的；世間的人是有限的，對于道只可以體味、尊重和順應。那麼，如何體味和遵循道呢？黃老哲學認為，那就是要順應自然，要無為，然後才能無不為。所謂“聖人無心，以天地之心為心”，說的就是聖人沒有自己的主張，萬物的自然運行就是聖人的主張。人如果不能體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順應自然，在現實中就容易招致禍害。
當然，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這三家的智慧從來沒有單獨存在過，總是相互融合，甚至進而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個學派的思想相互消長而已。
智謀型文化對于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有著很大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民族的性格特征。當然，這里不僅有正面的影響，也有負面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人的學問往往被理解成謀略，“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話。有許多中國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謀劃、算計別人上，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內耗。遺憾的是，謀劃和算計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為人們所稱許的處世態度。它已經不是一種“術”，而是人生的“道”，已成為中國人難以改變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說的中國人善于“窩里斗”，就由此而來。
然而，中國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術，也就是說，術只是道的表現形式，道則是術的根本，是術的決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術就會無師自通，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兵家，他們都是正大光明的“陽謀”學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強自己的人格修養，然後才是智慧謀略。如果顛倒了這一關系，那就無論如何也弄不懂中國的智慧。
所以魯迅先生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為，權謀決不僅僅是一種技術，中國權智在本質上是一種至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內外都滲透了這種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達到內謀謀聖、外謀謀智的境界，才能成為真正的聖、智兼備的謀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