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從日本史料揭秘中國抗戰(典藏版)

序
　高粱紅了——關于書名的一些話
戰役揭秘篇
血斗南苑——北平陷落前二十九軍的最後一拼
猛龍過江——中國炮兵擊傷日本親王之戰
　晴天霹靂——震驚日軍大本營的“上海號”事件
　狼入太行——日寇“特別挺進殺人隊”真容
　亮劍冀東——敢打一聯隊關東軍的八路
　困城之謎——八路軍圍攻深澤之戰
　鐵甲悲歌——追尋中國早期裝甲部隊在抗戰中的影子
　橫刀出山——中日戰車部隊在緬甸的惡戰
　矢盡弓折——日本照片中長江上的中國海軍
　輕騎絕殺——魚雷艇文天祥中隊擊沉日軍鷗號炮艦紀實
　雷震出雲——記抗戰中中國海軍的一次英勇出擊
　我國我土——日軍記載中的山東八路、鬼子和漢奸
九地伏兵——日軍戰車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戰
　第一滴血——從日方史料還原平型關之戰日軍損失
　七十萬魂不還鄉——日方史料中在中國陣亡人數
　白刃疑蹤——日軍拼刺刀退子彈的真相
　血肉驚雷——東北軍和日軍戰車的一次殊死戰斗
　驚天一擊——刺殺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
　陸航之花——凋謝在西安城下
　擊落太陽——被八路軍擊落的日軍偵察機
　昔日重來——存于日本的老照片重現中國抗戰
　最後一戰——從惡戰到投降
人物軼事篇
　氣高骨硬——蔣百里將軍側記
　閃擊先驅——抗戰中傅作義指揮的“閃電戰”
　鐵骨丹心——沙場內外的董其武將軍
　血拼烏加河——一個抗日老兵的回憶
　傅部之虎——“急火星”孫嵐峰
　虎到絕路——呂公良將軍之死
　海水火焰——黑白湯恩伯
　一二八空戰軼事兼談魯迅先生的一點偏頗之處
　林徽因的流星雨，一九三七
　十九張老照片再現大帥張作霖之死
　棄守錦州——張學良在東北問題上最大的失誤
甲首三千——記抗戰中日軍的鋼盔
　不怕吃敗仗的大阪兵團——記日軍中的另類第四師團
　中了大彩的中將師團長
　一個日本兵和一個中國兵的對話
　不吃豬肉的日本兵
　日本兵與中國便衣
　“土八路”的神秘武器
　從日本老兵的作文到鬼護士
　死在萬家嶺的日軍大尉
　復我故鄉——抗戰傳奇英雄口述的收復平鄉之戰
後記

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了幾個月。但從我有記憶開始，上一輩人有關“東洋鬼子”、“矮東洋”、“東洋烏龜”的回憶就不絕于耳。日本兵如何燒鎮上的房子、如何強暴“花姑娘”、“逃難”的日子如何艱難、當“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深深的烙印。鎮上不止一處“火燒白場”（被火焚毀的房屋廢墟）有的依然荒廢，有的已成為我們游戲的場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蓋，但老人們都能一一指認，哪一處是“長毛”（太平天國部隊）燒的，哪一處是日本兵燒的。

有關抗日戰爭的課文、歌曲、小說、戲劇、電影伴隨著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奇襲陽明堡、狼牙山五壯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衛黃河》、《游擊隊員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頌》、《抗大校歌》，《雞毛信》、《小兵張嘎》、《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烈火金鋼》、《野火春風斗古城》、《地道戰》、《紅燈記》、《沙家　》，持續不斷地加深著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革命群眾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漢奸、偽軍、賣國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丑惡面目。

記得1957年我剛隨父母遷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覽會”在上海舉辦，這是戰後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國旗。據說，要不是政府防範在前，肯定會有愛國青年將它扯下。但另一種聲音也逐漸增強——要把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日本人民反對戰爭，他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願意與中國友好，現在正在與美帝國主義及日本反動派作斗爭，所以我們應該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愛國斗爭。每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紀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的活動，中國都會派代表團參加，特別是對“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斗爭”的支持更有集會、游行等多種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作文的試題就是《給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間，“反修”的口號越叫越響，“蘇修”（蘇聯修正主義）成為頭號敵人，對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島”。為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國家干部範圍內放映日本“反動影片”《�阿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中學教師算是干部，也屬觀看範圍。其中一次我正帶學生在農村勞動，接到通知專程趕回上海看半夜一場。盡管是帶著批判的眼光，對第一次看到正面顯示的日本軍容還是十分震驚。

改革開放以來，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得到更全面的發表和更實事求是的評價。我也從中學教師成為歷史專業的研究生，又成為歷史地理專業的研究人員，因而有更多機會了解歷史真相、進行專題研究、參加史跡考察。滇西抗戰五十周年時，我去雲南保山參加學術討論會，會後又考察了松山、龍陵、騰沖等戰場遺址。當最後來到國殤墓園，面對數千為國獻身的英魂時，我不能不感到慚J魄和遺憾——為什麼烈士們身後寂寞了那麼長的時間？近年來，我讀到的史料更多，對抗戰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還只是某些片斷，就是中國方面的記載也了解不多，何況還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國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殺的一部分證據，就是德國、美國、英國等外國經歷者的記錄。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當客座研究員，發現圖書館中有不少戰時的電影資料錄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滿映”（偽滿洲國“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拍攝的新聞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這才知道我從小就開始看的“新聞簡報”原來是從“滿映”學來的。這些新聞片自然都是為日本侵略中國張目的，是為了宣傳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顯示了一些事實，如日軍進攻上海時曾在愛國女中遭到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佔領該校後，分別為“皇軍”和“國軍”陣亡者設了靈位，影片中出現了日本軍人同時向兩個靈位獻花致敬的畫面。東北的民眾在目本和偽滿的驅使下，加緊采煤，連婦女也在工廠參與裝配飛機。漢奸政權組織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橋手持小旗夾道歡迎日本軍隊。溥儀訪日時表面受到隆重歡迎，而汪精衛的尸體用專機運回南京時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圖書館中還有大量相關史料，可惜因為我專業研究以外的時間太少，讀日文的速度又太慢，無法涉獵。要是我以抗戰史或近代中日關系為研究方向的話，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與中國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與日本學者交流時，我發現，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外，依據的證據不同，也是造成雙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對方提出的相反證據，我往往聞所未聞，在以往接觸到的中國學者的論著中從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灣暨南國際大學講學期間去霧社參觀，因為早就知道“霧社事件”或“霧社暴動”。回校後，與在該校任教的濱島敦俊教授談起，他卻列舉一些我從未听說過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對同一事實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觀念，我們完全可以繼續討論，或者得求同存異。但在沒有弄甭事實的真相前，原則性的是非標準提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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