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與聖徒

序︰比較宗教與宗教概念
權力與信仰︰孔廟祭祀制度的形成
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
作為宗教的儒教；一個比較宗教的初步探討
“聖賢”與“聖徒”︰儒教從祀制與基督教封聖制的比較
武廟的崛起與衰微（7-14世紀）︰一個政治文化的考察
毀像與聖師祭
《野叟曝言》與孔廟文化

本書之取名《聖賢與聖徒》顯然和書中第五篇論文有關，該文點出近十年孔廟研究的理論意涵。史學本來是實事求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工作，但冥冥之中卻無法回避概念的糾纏，這與初衷相去甚遠。

既然“‘聖賢’與‘聖徒’”一文為全書靈樞所在，我理應稍加費辭，予以交待。

回溯十八年前，我剛從哈佛卒業，擬負笈返鄉，特向業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辭行，臨別他有項贈言，大意謂︰他知曉我在求學期間，耗費不少時間修習、研讀西方課程，可是在我寫成的博士論文里，竟毫不見蹤影(或成效?)。因此他冀望有朝一日，我能將東、西方的知識融會貫通，好好發揮。老師的針砭，宛如佛家醍醐灌頂。

然而回史語所任職以來，我卻積習難改，所從事的學術工作仍不脫“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從未踫頭”的窘境，而師門的諍言無時不縈繞心頭，令我惴惴不安。的確，我的學術表現常為識者所笑。

五年前，當我完成孔廟的基礎性研究，一方面慶幸綿延長達二千余年的祭祀制度得以初步獲得厘清，但緊接的必須面臨的問題便是︰孔廟在傳統中國有何意義?或發揮了何種功能?在舊作里，我對統治者和士人階層爭相宰制孔廟禮儀雖略有陳述，但著眼點僅限于高層政治和精英文化，對地方上的個別情況反少留意；特別是對作為儒教聖域(holygrounds)的孔廟，其社會、宗教的實踐競毫無措辭，這不得不謂是一項缺但補偏救弊何嘗是易事?這必得卷入清末以來爭論不休的儒教議題︰究竟“儒家”或“儒教”可否視作一個宗教體系?我認為“宗教”一詞固為晚出，甚或挪借自日譯，其觀念卻是與時俱進的，換言之，“宗教”是自然開展的概念(evolving concept)與現象，在時空上並非執一不變。因此民初以降，循“界義進路”(definitional approach)以研討儒教的宗教性質，便有時空錯置之嫌，不止徒然增添無謂的爭辯，而且掩蓋了儒教的遞嬗之跡；這種情形在中外學術著作里俯拾即是，�類此的謬誤尤見諸以基督教為界義範式的正、反論調。關于此點，西哲維特根斯坦(Wittgeen-stein)說得肯綮，他道︰“想象一種語言，意謂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formof life)。”�換句話說，語言或概念，抽離其語境，便難得其真意(意義)。歷史上的“宗教”亦應作如是觀。

有鑒于此，“作為宗教的儒教”一文，則且擱置宗教的定義，而專注傳統社會里儒、釋、道互相參照的現象，尤其釋、道異端如何領取儒教愈是緊要。借此證成三教雖然教義有別，卻不妨同屬“教”的範疇。拙文潛在的預設實為，今日吾人苟以釋、道擬諸所謂的宗教，則儒教並不遑多讓。

有了上述的鋪路工作，再來就是測試儒教的宗教性格。前文基本上是在同質文化中進行的，為了求得更大的客觀性，跨文化的比較(cross-cultrual comparison)乃屬上上之策。為此，同屬歷史宗教的基督教適得其用。因為她的封聖制(canonization)與儒教的從祀制源遠流長，是故“聖賢”(sages)與“聖徒”(saints)便成了分析的焦點。從祀制緣溫故知新之故，處理起來駕輕就熟，但封聖制雖同為禮制運作，但時序之長和地域之廣，與其內部的復雜性在在令人難以掉以輕心；故拙文只好步步為營，唯恐稍有差錯，貽笑大方。

簡之，拙文所得雖少，但在探討過程里，成日與聖賢和聖徒為伍，精神上頗為自得。唯一的遺憾是，當獲悉史華慈教授病情轉劇，即全力以赴，然而拙文未及刊布，老師業與世長辭。要知史華慈教授本為比較思想史的名家，�他的學術品味宛如古詩所雲“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少了他的訂正，拙文缺漏必甚多。

最後必須稍加按語，孔廟作為儒教的聖域就譬如教堂(churches)之于基督教的關系，並不能涵蓋全部的宗教實踐(毋論是個人或集體的形式)。譬如，儒教家族的祭祖即不在孔廟內舉行，但這並不妨礙孔廟作為測量儒教宗教性質一個有效的標示器。

本書其它文章均是孔廟研究的衍生物。“武廟的崛起與衰微”一文，圖取同屬帝國祀典的武廟與文廟(孔廟)作一對比，以烘托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野叟曝言》為中國篇幅最長的古典小說，拙文“《野叟曝言》與孔廟文化”乃文化批評的習作，試圖解析該書作者于創作過程中，所運用的孔廟知識，兼測試其學術立場。“毀像與聖師祭”純為小品文，擬以像設與祭祀的關系點出明世宗的皇權意識。

此外，拙作尚收入舊作“權力與信仰”與“學術與信仰”兩篇；方便讀者掌握孔廟的來龍去脈，且全書較具系統性。

最後，我必須向謝茂松先生深致謝意。由于他費心的安排，拙作方能與大陸的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