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群體‧社會︰明清史論集

“漕運”辨義
漕運的歷史演進與階段特征
清後期漕運衰亡的綜合分析——兼評胡林翼漕運改革
中國歷代漕運改革述論
清代漕糧在京城的社會功用
清代湖廣糧食流向及其社會功用
清代湖廣漕運的禮會功能
漕運與古代農業經濟發展
漕運與社會制衡
清代漕運水于行幫會社的形成︰從庵堂到老堂船
漕運研究文獻材料述論
明代皇帝及儲君教育的缺失
壽齡與政治︰明代閣臣壽齡及其影響因素
叫代閣臣群體構成的主要特征
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
論晚明“異端”思想的禮會化
晚明復社的社會活動與社會思想——兼論復社學術的經世取向
《明經世文編》編纂群體研究
明清易代之際嶺南士人的行為特征及其內在動因
制度缺陷與漕政危機——對清代“廢漕督”呼聲的深層分析
明代財政的癥結︰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執行差異
明代地方財政結構及其社會影響
晚明至清的社會風尚與民俗心理機制
從地方志書看明清甘肅的商業經濟“方志乃一方全史”——章學誠方志理論視野與(區域)社會史研究
一項社會公益事業的考察︰清代湖北的救生紅船
晚明社會一個特殊的經世群體儒釋之間︰古代士人雙重人格的另一種表現
脆弱本質︰朱元璋重典治吏
于謙的困惑
明代的言官群體
明代儲才養望之所
明代祖制之弊
明代的地方臨察體系

一

終是動手編輯了這部論文自選集，但一直猶豫、惶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自身的學術生涯中，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現在即以自選集的形式結集出版，似乎有些妄作總結的意味；二則近年來，自己一直在進行學術轉型，即從原來的經濟史研究轉入社會史的研究，努力拓展學術視野，希望寫出更有價值的成果，與同行構成對話；三是回首既往的學術道路，已有的成果不乏缺憾，因此缺乏集中展示的勇氣。但歷史系統一的學術文集出版規劃讓我盛情難卻，感激之余，細細想想，將以往的成果做一個了斷，匯集成冊，日常也好警示自己做出更好的成績，豈非一樁好事。整理過程中，確實更加明了自己的不足以及日後努力的方向。

二十年的學術研究，多半時間投入到了古代經濟史領域，其中尤以清代漕運費時為多，這是我在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在吳量愷先生的指導下，精心選擇和確定的一個課題，這個選題在我進入學術領域之後，成為了一段時間的主要研究方向，並引領我由淺入深地探究中國古代的諸多社會歷史問題。勞作之余，常由衷地感懷指引我進入學術殿堂的吳量愷先生。也常想起師兄周積明先生在同桌研讀時對我的點撥︰選題一定要有很好的可延續性。多年來，我不僅謹記他們的恩澤，而且不斷地把他們給我的許許多多，傳達給我的學生們。

漕運的研究，大體以《漕運與中國社會》一書的完成和出版而告一個段落。雖然拙著出版之後，仍發表了數篇關聯文章，但皆為零碎思考。《漕運與中國社會》的成稿，受益于我博士學位的攻讀。1994年，我成為了熊鐵基先生的第一屆博士弟子，在熊先生的精心指導下，我確立了“漕運與中國社會”的學位論文選題，恰逢教育部將這一選題列為“九五”人文社會科學的青年基金項目，于是，借兩股東風。一就二便，將多年思考的漕運與中國社會的互動關系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思考。

此集收入的有關漕運的文章基本屬于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從學術價值來講，客觀評價，多是有學術創見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同時，在資料的收集過程中，兩度前往北京，數月跑遍了北京各大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原始文獻，包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材料。這兩個方面是我在漕運問題研究中頗感安慰之處。但對于《漕運與中國社會》一書，我始終不甚滿意，主要問題在于，我試圖從社會史的角度去把握漕運與中國社會的互動關系，但因為當時自身的社會史理論與方法的素養不夠，並且全書僅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衡等幾個大的方面觀照漕運與社會的關系，沒有進一步深入社會的基層和深處，因而，是書的不足也便顯而易見了。不過，這也便使我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和志向，就是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重寫《漕運與中國社會》，或從一個更為具體的視角，切入漕運領域，真正運用社會史的範式，揭示漕運與中國社會的關系。這個願望的實現確有了一個很好的契機，2006年獲得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代漕糧征派與地方社會秩序”給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推進漕運研究的平台。

二

近年來，對我學術研究觸動最大的，莫過于國際學術界的發展和國內學術界的動向。一批學人在不斷深化、細化學術研究領域的同時，又不斷促成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如今，多學科交叉下的史學研究可謂風起雲涌，精彩紛呈。大概是從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在接觸了大量學科前沿的學術成果之後，學術理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並決意實施自己的學術轉型。轉型的過程大致費時5年，文集中收錄的這個時期的論文，大致反映了轉型中的一些思考。轉型是必須的，作為一名學者，如果脫離學術發展的主脈，不能站在一個合理的學術平台，與學術界不斷進行對話，那麼其學術研究是不具有生命力的。不少學者喜于標榜自己的研究屬于無人研究的空白之域，屬于開拓性研究，然其成果始終不能與學術界形成對話，這種研究便在研究基礎和學術意義等方面存在問題，同時，這種研究也無法實現真正的學術創新。

其實，許多人對于學術創新存在誤解，簡單地認為只要是別人沒有做過的研究或者成果不多的研究，便為創新研究，殊不知，這種創新或為淺層創新，或者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近二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可謂日新月異，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一是國內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對接，二是國內學術研究強烈的轉型需求。顯然，這一時期國內學術領域所遭受的國際學術發展潮流的影響和沖擊是巨大的。國內學術界在國門封閉三十多年之後，重新審視國際優秀學術成果的時候，發現我們的研究，無論是理論和方法，還是視角與基點，甚至于材料的運用，竟然如此的狹隘。于是，在大量接受海外學術思潮的同時，學人們紛紛改進學術研究的路徑，力圖使自己的研究與國際接軌。盡管不少學人由于種種原因，仍固守原來的陣地，甚至排拒一浪緊隨一浪的學術潮流，但一批學者(尤其是中青年學者)，成功地促成了自身的學術轉型，或直接以後來居上的姿態，整合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並運用于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其中，這些學人孜孜以求的便是不斷的學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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